82.日常生活篇-东京梦华的月亮背面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中西比较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比较，我们希望在“他者”的映照之下，把“自己”看得更加清楚。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或者奋起直追精神的，也是“比较”。

比如说，谈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学者，常常会拿宋代的东京与同一时期欧洲中世纪的城市相比较。按照最保守的估计，11、12世纪，北宋东京的人口绝对在120万以上，；而欧洲的中心——巴黎在13世纪的时候人口才刚刚达到24万；僻处一隅的伦敦，12 世纪的人口是3万， 13世纪达到了4万5千人。就城市面貌而言，欧洲城市更加无法与北宋东京相比。

比如，欧洲人记忆中的伦敦，“街道非常窄小，大部分都未铺上石板，整天都挤满了人、狗、马和猪。街道两旁排满房屋和店铺，大多数都是木结构的，在缝隙处填着稻草。火一直是个安全隐患”,拥挤、肮脏，给人的感觉实在是说不上愉悦。而宋朝人记忆中的东京却富庶华丽得如同天堂。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不惜笔墨，用绮词丽句来赞美东京的繁华，“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空气里飘荡着美妙的音乐，街道上绿柳繁花，茶坊酒肆里，男男女女衣着体面，季节流转，风雅变幻；夜色阑珊，意兴不减。

“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所有器具皆为银制，全部加起来“即银近百两矣”。近百两银子的家伙事，就这样随随便便摆出来招待普通客人，也不怕让人偷了去，这是何等的富足，又是何等的文明自信！宋太宗的女婿驸马爷柴宗庆写过一句俗诗，“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梁园指的是开封，“开封以外皆农村”，这是柴驸马的傲娇。但老实话说，相比开封，同时期的伦敦就气派而言，的确就是个村儿。

这样的比较，是很能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的。数字不骗人，就人口和物流的规模而言，北宋东京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最富足的城市。但是，一个城市怎么可能就只有鲜花、音乐和美食呢？百万人口的城市，饮用水源的问题怎么解决？燃料从哪里来？生活垃圾、粪便和污水怎么处理？同样是木结构的房子，伦敦存在火灾隐患，规模更大的东京又怎么可能不着火呢？如此这般“月亮背面”的问题，在《东京梦华录》这样的记载当中是不可能看见的。

《东京梦华录》是北宋人南渡之后对故都旧日美好的追忆，它在本质上是一场甜酣旧梦，不太可能触及东京城市发展中所遭遇的问题。即便是谈到问题，它所采取的也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叙述方式。比如说，关于火灾，《东京梦华录》(卷三)的叙述重点是“防火”的制度设施：在每一个坊巷之中，每隔三百来步，设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这是地面的火警和治安巡逻系统。

在地势较高的地方，还有砖砌的“望火楼”， 楼上有人守望，这是空中立体监测报警系统。望火楼下是“潜火队（消防）”的营房，规模多达百余人，“潜火队”所配备的救火家事包括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铁钩）等等。潜火队由军人担任，每当有火灾发生，全由军人扑灭，“不劳百姓”。望火楼不仅都城有，其他大城市也有。南宋末年的诗人、乐师汪元量的组诗《湖州歌》记录了一群宫廷表演艺术家被元人掳往北方的悲惨行程，其中的第四十二首这样写道：“丞相催人急放舟，舟中儿女泪交流。淮南渐远波声小，犹见扬州望火楼。”扬州的望火楼是亡国奴眼中江南的最后一眼。当然，这是后话。

回到城市火灾的话题。以北宋东京为代表的，宋朝这套包括地面巡逻、高台瞭望和消防扑救在内的救火制度的确是非常先进的。那么，开封是否真的就由此避免或者减轻了火灾对于城市生活的巨大伤害呢？没有。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三鼓时分，也就是半夜十一点，大火从荣王元俨的府第烧起，一直烧到“翌日亭午”，也就是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宋朝的国库——内藏库、皇帝直接支配的小金库——左藏库和国家图书馆都遭到了惨烈的破坏，“祖宗所积……一朝殆尽”。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宋代城市火灾之普遍，破坏之惨烈，对城市民生影响之大，则是前所未有的。”（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382页）烧毁民舍超过万家的火灾，据史料所见，唐代仅有2次，而南宋仅临安府一个城市在建为都城的150余年间，就遭遇了7次，烧毁十万家的超大火灾，在宋朝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火灾如此频发，以至于寓居在临安邸舍之中的候选官员只得把官员身份的认证文件（诰命和敕书）随身携带，生怕一把火烧了，前程无着。

学者归纳，宋朝火灾比前代多发和破坏惨烈的原因，大致有三点，第一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建筑的密度更高了；第二是大部分城市平民的居所仍然是茅草房，防火性能差；第三则与唐宋城市形制的变化有关——夯土筑成的坊墙本来兼具防火墙的功能，最起码可以把火灾控制在一坊之内；而宋代城市普遍没有坊墙，万一扑救不及时，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蔓延。

火灾给城市生活带来的痛苦，《东京梦华录》是不会记载的，而主要依靠这一类书籍所建立的“东京意象”或者说“宋代城市繁华意象”，也像是那些著名旅游景点的“某某印象”演出一样，华丽喧腾，不落实地。按照常识推断，现代城市化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在宋朝肯定有不同程度的存在。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东京梦华”的月亮背面终于展露在我们眼前。在这儿，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包伟民教授的《宋代城市研究》。同之前的宋代城市研究相比，这本书最大的进步，就是勇于直面并且能够从史料中勾陈出宋代城市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它让我们对于宋代城市的认识终于从“梦华”落到了地上。这一讲的内容主要就来自这本书。

防火之外，我们再谈谈生活污水的处理。尽管考古学家从南宋临安太庙两侧挖出了砖砌的排水沟，但是总体而言，宋朝的城市还没有建立覆盖整个城区的地下排水系统。城市生活污水的处理方式是直接排入河道，没有河道的，则用渗井。开封新城和旧城的排水沟共计253条，污水直接排入黄河，为了防止居民倾倒灰土等生活垃圾填塞排水沟，从1026年起，开封府开始派专人巡逻守护。这些排水沟，还要定期淘泥维护，以保障畅通。

淘渠在每年春天进行，这给沿渠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一时不便，梅尧臣就曾经写诗抱怨说“开春沟，畎春泥。五步掘一堑，当途如坏堤。车无行辙马无蹊，遮截门户鸡犬迷。屈曲措足高复低，芒鞋苔滑雨凄凄。老翁夜行无子携，眼昏失脚非有挤。明日寻者尔瘦妻，手提幼女哭嘶嘶。金吾司街务欲齐，不管人死兽颠啼。”尽管如此，“淘”肯定还是比“不淘”好的。

“盖今沟渠不通，致病之一源也。”生活污水淤积是导致瘟疫发生的重要原因，这是文天祥的老师欧阳守道（1208-1272）总结出来的。欧阳守道是江西吉州人，他从吉州的教训中发现了地方长官是否作为、城市污水治理与本地瘟疫发生率之间的关系。欧阳守道清楚地记得“端平二、三年间（1235-1236），福州人林长官治理吉州，最重视下水沟渠的问题，疏通浚导之后，民无疫者数年（好多年都没有瘟疫发生）。”

后来，豫章（南昌）人李长官、（浙江）于潜人徐长官相继担任吉州知州，欧阳守道“每年都提醒他们沟渠疏通的事情，这两位也做，但是不如林知州做的彻底，”即便如此，“病者亦少”。自从徐长官之后，“郡政不复及此”，州政府不再疏通城市下水道，它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沟渠不通，处处秽恶，家家湿润，人之血气，触此则壅，气不行，病于是乎生。今通逵广路，犹无洁净之所，而偏街曲巷，使人掩鼻疾趋。如此，则安得不病？”欧阳守道对此感到痛心疾首，于是，当新到任的王知州请求他为本地发展献计献策的时候，欧阳守道就写了一封极长的信，我们也因此得知了吉州的知州与下水道和瘟疫之间的关系。

我读这封长信，感慨颇多。第一，福州人林长官（三山林侯）、南昌人李长官（豫章李侯）、于潜人徐长官（于潜徐侯）以及后来在下水道问题上漠不作为的某地某长官们，都已经离开了吉州，他们和吉州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相处的时间都很短暂，但是，做的好不好，吉州人民心里是有数的，人民会记得。欧阳修说做地方长官，关键是要老百姓满意，实在了不起。第二，各位长官在吉州是“做官”，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让中央满意以获得升迁；吉州老百姓却要在这里把日子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过下去。然而，吉州的城市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长官决定的。

第三，疏通全城的下水道，不是一两家土豪就能完成的，即便是像欧阳守道这样有影响力的地方士人；土豪所能做的，是逃往更干净的地方，吉州“十数年间城郭富家往往徙去。”第四，下水道所导致的城市卫生问题，汉代的郡太守是不会遇到的，他们的城市，人口规模、房屋密度都还不足以引发这样的问题。

吉州的各位长官所遇到的，是城市发展中的新问题。它告诉我们，宋代的中国城市的确获得了不同以往的新发展，当然，也出现了新问题。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不减损中国传统城市建设的成就，相反，了解古代城市所面临的问题，只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今天城市中发展与环境、居民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我不知道欧阳守道有没有读过梅尧臣那首抱怨“淘渠”的诗，但是，我想，倘若他读过，一定会羡慕北宋的东京人，淘渠只得一时不便，不淘渠却是有可能要死人的。而且，我们还可以有更积极的办法啊，比如说改善淘渠的工作流程。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