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日常生活篇-从李娃传看城市生计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大部分人的“历史知识”是从通俗文艺开始的，通俗文艺的传统形式包括小说、戏曲、评书、相声等，它的现代形式则包括电影、电视、游戏和网剧等等。

通俗文艺的核心目标是讲故事以情动人，它要吸引、打动的“人”是“当下”的读者（听众/观众），因此，通俗文艺编故事的基本逻辑和常识背景是立足“当下社会”的，“历史”只是一个幌子，通俗文艺不追求历史知识的真实可靠，只要不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来就没问题。也正因如此，历史学者通常不会跟同时代的通俗文艺计较历史知识的真实性——“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以考据严谨、结论谨慎为特征的职业训练会让历史学者显得拙嘴笨舌，她们唯恐说错，遇到一点疑问就要回到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找依据；而这种在思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迟疑，会让把历史当作快餐贩卖的文艺商人露出胜利的神情，说：“看呢，这还是个大学教授呢，竟然连这么点简单的东西都不知道！她知道什么？！”

的确，她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未知的范围取决于已知的边界，这是她从N多年历史专业训练得到的最大教益。所以，对于同时代通俗文艺中的历史知识，历史学者通常是不加理会的，看戏看戏，图个热闹就好，何必当真？！但是，历史时期的通俗文艺却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资料，因为它已经构成了族群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其中所传递的具体内容可能不真实，比如主人公和具体情节可以都是虚构出来的，然而，故事所发生的常识背景、主人公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却是真实存在过的，这是作者（而不一定是故事主人公）所生活的时代的普遍性的真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搞清楚作品所产生的年代之后，历史学者可以放心使用通俗文艺作品作为还原历史真实的对象。

我特别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是唐代白行简的《李娃传》。白行简是白居易的弟弟。《李娃传》和白居易的好朋友元稹的《莺莺传》内容性质接近，都是科举路上士人与女性之间的爱恨情仇。只不过，《莺莺传》中，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莺莺的形象始终是被动的；而在《李娃传》中，妓女李娃的形象则是主动而大气的——她与郑生之间的关系，始于虚伪的钱色交易；“床头金尽”之后，李娃伙同鸨母用欺诈手段无情地抛弃了郑生；然而，就在郑生贫病交加流落街头的时候，却是李娃良心发现，生出真怜悯，她收留郑生，并为他出钱买书、供他准备科考。

当郑生高中，重归“上流”社会的时候，李娃却主动提出离开；而郑生，却在父亲的支持之下，明媒正娶，与李娃分享了荣誉、地位和前程。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故事，人性的善良战胜了良贱壁垒和门第观念，大获全胜。这种科举路上的姻缘故事，到了宋朝，随着中国进入科举时代，变得更为流行；由此以至明清，一代一代讲下去，而且不断有属于时代的新内容加入；但是后来的类似故事，却很少有这么圆满而磊落的结局了。每个人都激发出善良，善良成就善良，这样的故事，后来的人讲都不敢讲。

我之所以喜欢《李娃传》，倒不是因为它善良圆满的结局，而是因为它所记述的唐后期长安城里形形色色的职业生计。郑生初到长安，住在布政坊的邸店之中，迷上李娃之后，就搬到了平康坊李家，起初用的是租住名义，后来就合为一家。他被李娃算计，从宣阳坊李娃“姨母”家仓惶回到平康坊，发现李家的大门已经上锁，锁上还加了封泥。

而此时天色已晚，坊门紧闭，郑生无奈，只得脱下衣服来“质馔而食，赁塌而寝”。第二天转去宣阳坊再寻姨妈，同样是人去宅空——原来那豪华的大宅子也是骗子租来设局用的，租期甚至短到了只有一天。由此可见，在实行坊市制的长安城，房屋租赁和邸店服务业仍然是各坊都有的，而且租期相当灵活，长租短租皆可。

这还不是最有意思的行当，《李娃传》中最有趣的行当是丧葬服务业——凶肆。走投无路之下，气得发疯的郑生回到了布政坊的邸店，这是他刚到京城的住处。住下之后，郑生怨恨难平，心病引发身病。“邸店主人担心他会一病不起，就把他搬到了凶肆之中”。凶肆所经营的是丧葬服务业，竟然也会收留垂死之人，不知是何道理。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凶肆从业者的安慰、照顾之下，郑生身体渐好，并且开始在凶肆打工。起初就是打打幡（执繐帷），赚点生活费。在这个过程中，郑生的一项特殊才能得到了挖掘，这就是唱哀歌。起初，他是一边打幡，一边听别人唱，因为胸中有块垒，直听得“呜咽流涕，不能自止”，回去之后就学着自己唱。要知道这郑生，人是何等的聪明，又有文化，理解力强，久而久之，他便“曲尽其（哀歌之）妙，虽长安无有伦比”，高门大姓出身的落魄书生成了长安凶肆的头号哀歌手。

长安城实行的是坊市制，主要的商业经营活动都在东西两市举行，凶肆也有两支队伍，东肆和西肆。东西两凶肆之间的商业竞争非常激烈，竞争主要在两个领域发生，一个是送葬器具，比如车舆，另一个就是哀悼演出，特别是哀歌。东西两肆决定在天门街举行公开比赛，赌注高悬，一较高下，于是《李娃传》中最具戏剧色彩的一幕出现了。

唐帝国丧葬界最高水平的比赛如期举行，数万群众围观。比赛从早晨开始，首先是丧葬器具的展演，东肆一直力压西肆。到了中午，哀歌比赛正式开场。首先出场的是西肆，他们在舞台的南面搭建了数层高台，一位长须飘飘的歌者在众人的簇拥下“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哀歌本来是西肆的专长。

长髯歌者唱罢，顾盼左右，旁若无人，以为必胜。过了一会儿，东肆长亲自在舞台的北面铺设了长塌。一位清瘦少年，头裹黑巾，在五六个手举羽翣（音煞，棺饰）的同伴护卫下，缓缓登台，整顿衣裳，唱起了古老的挽歌《薤露》，声音清越，响振林木，一曲未终，听众已经在唏嘘掩泣。高下已见，西肆长为众人嘲笑，羞愧难当，把赌金偷偷放下，溜走了。

这少年便是郑生。郑生在凶肆的哀歌比赛上出尽了风头，也暴露了他的行藏。到长安来述职的父亲由此发现了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的儿子。被传统门第观念支配的父亲，完全没有感受到幼子失而复得的喜悦，而是感到了莫大的羞耻。一流高门荥阳郑氏的子弟竟然沦为卑贱的凶肆歌者，是可忍孰不可忍！父亲把郑生带到僻静之处，处以私刑，鞭打至死，弃之而去。郑生的命运跌落至谷底，直到被李娃收留，重获新生。（李剑国辑校：《唐五代传奇集》第二编卷十五《李娃传》，中华书局，2015年1版，901-902页。）

借着《李娃传》，我们看到了长安城里丧葬业的存在与竞争，古人重视葬礼，也重视婚礼，既然有凶肆，想必也应当有喜肆。一年以后，在李娃的精心照顾下，郑生恢复了健康，李娃又套上香车，郑生骑马随从，一起来到了“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旗亭，市楼也”，指市场中的望楼。“鬻坟典之肆”是卖书的地方，唐代后期雕版印刷还没有用于印制儒家经典，这些书摊上贩卖的，还都是抄本，因此更加弥足珍贵。郑生买一次书，竟然花费“百金”，可见价格之昂。

综上所述，在《李娃传》中，我们看到了唐代长安的房屋租赁业、邸店业、抄本书籍售卖业和丧葬业的基本业态，当然，还有李娃最初所从事的人类最原始的行当——情色娱乐业。这些为城市生活而生的服务业，在宋代以后，随着城市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繁荣。

比如说接花人（园艺师）在宋朝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能赚钱的行当。宋人有赏花、簪花习俗，在开封、洛阳、扬州、杭州等大城市，观赏花卉的种植、观赏和销售已经成为产业，花开时节，私家花园也对游人开放，洛阳的花市在天黑以后才渐入佳境，“列肆千灯争闪烁，长廊万蘂斗鲜妍”。花要好，必须经过嫁接。所以，那些拥有超高嫁接手艺的接花人就成了达官贵人们争相延聘的对象，接一头花五千钱，秋天签合同嫁接，到春天花开付账。

再比如说，就饮食业而言，北宋东京不仅店铺林立，而且层次齐全，可以满足不同经济状况食客的需要。大的酒店、酒楼，又称“正店”，正店七十二家，是开封饮食业的龙头。它们自酿美酒，自行出售兼批发，又卖下酒茶饭，酒器精美，美食、美酒、美器三美合一，更有妓女歌笑助兴，是“侍从文馆士大夫”燕集、游息的上佳去处。

正店之下，又有食店，供应饭菜，疗饥解饿，食店分为三大流派——“分茶”店、“川饭店”和“南食店”。食店之下，是专营某一种食品的小吃店，比如馄饨店；又有饼店，制作、出售各种蒸、烤面食。开封饮食业的最底层是摆摊、提篮售卖的各种小吃。诸“宅舍宫院”之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白肠、鹑、兔、鱼、虾、退毛鸡鸭、蛤蜊、螃蟹、辣爊、香药果子”的。

除了餐饮业，宋朝还出现了“宴会假赁”这个新行当。执业者又细分为“四司六局”，四司指帐设司、茶酒司、厨司、白席人（台盘司），帐设司管“椅桌陈设器皿合盘酒担动使之类”，茶酒司负责饮料供应，厨司管“吃食下酒”，白席人管“托盘、下请书、安排坐次、尊前执事，歌说劝酒”，“亦各有地分承揽排备，自有则例，亦不敢过越取钱”，有着相当严格的行业规范。开封人享其便利，“欲就园馆亭榭、寺院游赏、命客之类，举意便办”；“主人只出钱而已，不用费力”。

走吧，趁着春光正好，你带着银子，我带着你，让我们一起到东京去，到临安去，邀请欧阳修，邀请苏轼，邀请李清照，来一场穿越古今的雅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