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与苏轼，两种性别，两种美学

我们下面的介绍，希望从两派很不同的南宋词入手，一派是从李清照这边所延续出来的这种比较抒情、比较委婉的风格，另一派是从苏轼这边发展出来，延续到辛弃疾的非常阳刚、与社会、政治和历史关系比较密切的一种风格。这两种风格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美学，而且它涉及到的是男性和女性两个不同的角度。我不晓得对于这种美学的比较，大家会不会感兴趣。

我们从男性和女性的角度来形容美学，也许在美学的专业上你会觉得不太说得通，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美学上的比较。在整个人类社会结构里面，男性被塑造成为一种状态，女性被塑造成为一种状态。本来在各自的天性上，他们也许是有区别的，可是这种区别又是文化的习惯，一旦这个习惯沿袭久了以后，大家就习以为常，觉得天生如此。我想从汉族人给孩子命名里面，就会看到很清楚。比如男孩子一定叫“雄”，还有很多国家和社会的责任都会寄托在男孩子身上，我记得小时候，同一个年龄的同学里面，就有好多人叫“胜利”的，因为刚好抗日战争胜利。可是女孩子很少叫“胜利”，因为你感觉到说，国家的责任是寄托在男性身上的，而女性的名字就是贤呀，淑呀，另外一类的文字。

这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定位，对于男性和女性的成长空间，以及对于各自生命价值的判定，不能不说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整个文化历史当中，女性的创造力事实上被剥夺得非常的严重。至少我们看到在整部文学史、绘画史当中，女性长期缺席。在讲中国学术史的时候，我们曾经特别把管仲姬列举出来，对这位唯一可以放在男性绘画世界里面来讨论的一个女性画家，我们会觉得她运气很好，嫁给了赵孟頫——在诗文、绘画上都才能非常高的画家，同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赵孟頫也看中妻子的才华。

这一点我以为很重要：因为在古代，在一个封建社会当中，我们会看到男性受限于男女不同的社会定位，他不一定看中女性本身的才华。比如说我们常常提到苏轼，他算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了，也很爱他的妻子，比如他写《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可以看出对妻子有多爱。可是我们也知道他写《赤壁赋》的故事，当时他看到月亮很好，要去游赤壁，他并没有带太太去，而是回家跟太太要了鱼，要了酒以后，找朋友去游赤壁了。

现代人对这件事发表议论，认为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男性文化，因为苏轼有自己的文化生活，在这个文化生活当中，他并没有把妻子算进去。而且在这种文化生活当中出现的女性，往往不是妻子，而是另外一种身份，即歌妓。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文化，有一部分创造力就表现在类似歌妓这样的比较另类的职业上，比如说唐朝的薛涛，就是一个歌妓，她来往于文人、诗人当中，她可以画画，做诗，写词。我们曾听到的像“苏小小”之类的女性，都是歌妓。在当时的文化环境里，如果不是歌妓这个另类的形态，那么作为一个正统文化当中的女性，她的创作会受到很大的压抑。

李清照出身于世家，她的父亲李格非是一代大学者，但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正统文化环境中，一个女性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要表现才华的机会，其实反而更难。李清照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她的父亲不但自己学问好，同时能够超越当时男女的这种界限，使女儿受到最好的教育。李清照更为幸运的是，她嫁给了赵明诚，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当时朝廷的大官，家里的收藏非常丰富，而且在丈夫的家中她得到了像在自己家中同样的鼓励，使得她的文学成长空间非常之大。所以我们由此看出，个人是活在社会里面的，个人要对抗一个社会的习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些习俗不是法律，不是道德，而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是最容易扼杀掉一个人的才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