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季】14.7∣包伟民：“和买”是与非：官中岂可打交道

从惠民到扰民 

南宋前期，有一位名叫王明清的文人，此人博学多闻，曾经编纂了一本题作《挥麈录》的笔记，记载了不少宋代的政事与制度，书中有如下一则记载：

（宋）太宗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绝时，预给官钱贷之，至夏秋令输绢于官。和买绸绢盖始于此。然在昔止是一时权宜措置，于一岁之间或行于一郡邑而已，至熙宁新法乃施之天下，示为准则。是时越州会稽县民繁而贪，所贷最多，旧额不除，至今为害而不能革。惟婺州永康县有一杰黠（xiá）老农，鼓帅乡民，不令称贷，且云官中岂可打交道耶？众不敢请。独此一邑遂无是患。闻今不然。

(《挥麈录》)

王明清这里所记的“和买”，是赵宋政府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项目。它起初是官府与民间的一种交易行为，由官府出钱向农户购买绸绢，所以特别强调“和”，强调双方的关系和气公平，后来竟然慢慢地演变成为了一种名符其实的向农户征收的赋税。这就提示了我们，在赵宋帝制国家的财政收入结构中，除了土地税与征榷专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类目，那就是通过市场经营来获得的收入。和买可以说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项目。

让我们先回到王明清所记载的故事。

宋代的土地税（两税）所征收的物品，习称夏税秋粮，“夏税”收入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丝麻产品，供皇室、官吏与军队等使用。由于需求巨大，所以朝廷又常常下令农户将其他的税物折纳丝麻产品，以及从市场购买作为补充。宋太宗时，财政官员马元方建议，每年春季农户青黄不接、生活困难之际，不妨先将计划购买丝织品的价钱预先支付给他们，以免农户去借高利贷。等到夏秋丝织品收成，再令他们交纳给官府。这个建议得到宋廷的采纳，这就是宋朝“和买”的起源。所以，和买又称和预买，它的本义是政府预支价钱的一种采购行为。

起初，和买的地区并不多，主要在北方的河北、京东、京西等地区推行。和买制度的实施也接近正常的市场交易。据记载，少数地区官府预支给农户的丝织品价钱甚至还超过了市场价格，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民众的欢迎。到了北宋中期宋神宗熙宁年间，推行新法，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才向东南、四川等更广大地区推广。那时，浙东越州和买的定额特别高。王明清说“越州会稽县民繁而贪，所贷最多”，正说明了当时官府预支的价钱还算正常，农户乐于接受官府的采购。但是婺州永康县（今属浙江金华市）有一个老农民，眼光比较敏锐（“杰黠”），他告诫说，我们老百姓怎可与官府打交道？说不定会吃亏的。大家听了，于是就不敢接受和买。所以，等到后来和买演变成为赋税，为害民间时，唯独永康县免于此害。

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关于这个故事有多个不同的版本。例如明州（今宁波）的地方志记载说是在嵊县（今绍兴嵊州市），“知县以官与民市，久必为害，独不肯承，民皆怨之”。县官为民众着想，告诉他们与官府做买卖，时间一长肯定上当，因此不肯在当地推行和买，还被民众埋怨。根据朱熹（1130-1200）的说法，则是绍兴府余姚县的县令，不肯推行和买，还被当地民众丢掷瓦砾。县令没办法，只得同意，但所接受的定额比较低，所以后来本县农户受害也轻一点。这几个记载涉及的都是浙东地区，看来这个故事发生在浙东某地，可以肯定。

(朱熹)

起初大致正常的你情我愿的和买，最后从市场交易，变成了名符其实的赋税，在宋代历史上上演了一场活生生的政治无赖剧。

和买不和 

宋代和买的演变路径，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

其一，受官僚体制之下财政开支总是不断增长这一基本规律的制约，赵宋国家的和买初期为“一时权宜措置”，所买数量不多，推行地区有限，具有临时性质，后来和买绸绢的数额逐渐增长，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遂扩大到了东南、四川等大多数地区。据记载，宋真宗时，每年各地和买总额100多万匹绸绢，到宋仁宗时最高达到300万匹。北宋中后期缺少全国性的统计数据，但肯定仍然不断增长。例如宋神宗时仅在京东一路就增长了33万多匹。

(宋仁宗)

公元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户部制定和买条规，确立了各路州军的数额，还直接将它们摊派到乡村。此举的重要影响在于，和买绸绢从此也像赋税收入一样，变成了一种定额化的财政岁入，嵌入整个财政开支的结构之中。对于农户而言，此前买卖双方还有一些自主性，所以，起初还有一些地方实行“置场和买”，也就是官府直接到市场上去收购。定额化以后则不同了，和买收入的绸绢在官府开支中已经不可或缺，按地区定额，分摊到农户。不管农户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卖”，和买变成了一种他们无法摆脱的负担。这是和买赋税化的第一步。

其二，官府所支付的和买本钱，起初还略接近市场价格，但是市场上绸绢的价格是不断上涨的，官府支付农户的和买本钱，自从最初定价后却不再随行就市，相应提高。更要命的是，还在慢慢减少，不再支付，到最后甚至反过来由“卖”家向“买”家交纳价钱，完全颠倒。和买的赋税化也就最后完成了。

这个过程，不同地区并不一致，有些复杂。1126年（靖康元年），女真军队兵临开封城下，宋徽宗赵佶临阵逃脱，让儿子钦宗赵桓收拾烂摊子。钦宗继位后，下手诏笼络人心，他承认和买“比年以来或量支杂物，或但给虚券，其害甚多”，基本符合事实。

(宋徽宗)

所谓“量支杂物”，指本该支付给农户的和买本钱慢慢地改用各种物资折价代替，其中最常见的是用食盐折支。江西、两浙、四川等地区都有记载。宋夏战争时起，多数地区和买本钱“改给盐七分，钱三分”，例如江西，曾有记载说和买绢一匹，以20斤盐，折钱9百文，付给农户。

所谓“但给虚券”，指和买本钱有时还用一些并无实际价值的券，例如官告等等来折价代替。例如四川地区，有记载说不少就是以交子、度牒等“虚券”作为和买本钱支付给农户。

无论是杂物还是虚券，经过折纳，农户实际到手的钱被不断减扣，是肯定的。大致讲，从北宋前期到中期，官府支给农户的和买本钱已经明显减少。宋神宗熙宁年间的官方记载，说是已经“取五分之息”，也就是只支付一半价钱，到北宋末期更甚。东南地区的盐利被朝廷征调，另外三分的钱，地方政府也支付不出，和买就变成由农户无偿交纳绸绢了。

(宋神宗)

到南宋初年，和买制度再一次发生重大变化。当时为了支撑抗金战争，赵宋国家财政极度困窘，搜刮财源的奇招层出不穷。1129年（建炎三年），在两浙路财政官员王琮的建议下，朝廷将当地每年上供朝廷的170万匹绸绢，下令民户按每匹两贯的价格，折钱交纳，称为折帛钱，共计350万贯省。（此处的“省”什么意思）这170万匹之中，包括两浙路所应交纳的夏税与和买两类绸绢。和买绸绢所占比例估计接近一半。从此，在赵宋国家财政收入中，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赋税收入项目：折帛钱。折帛钱之征后来从两浙路向其他地区扩展，折纳的价格也明显提高，和买的赋税化最后完成。

(宋代的两浙路)

由“卖”者反过去向“买”者交钱以后，宋朝政府规定的夏税与和买绸绢折纳价，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例如两浙地区，从1147年起规定和买绸绢折纳价比此前稍作减轻，定为每匹6贯，仍然是当时市场价格的两倍。这个折纳价一直维持到南宋后期。据统计，13世纪中期，南宋政府征取的折帛钱总额达到1700万多贯，大约相当于当时茶盐专卖收入的三分之二，相当惊人。

由此看来，王明清所记载的永康县那位“杰黠”老农，告诫大家“官中岂可打交道耶”，可真有先见之明。

宋朝政府通过市场经营来获得的财政收入，不止于和买一项。茶盐酒等商品的专卖制度中，也包含了某种变相的市场经营要素。与和买最相近的，则有专门向农户收购粮食的和籴制度，只不过直到南宋后期，官府和籴仍向农户象征性地支付一定价钱，没有像和买那样完全赋税化。此外，例如由官府出资贩运商品的“回易”、官田房产的出租经营、矿冶生产、纸币铜钱的印铸、官资借贷（神宗年间推行青苗钱法）等等，从某种角度来看，都可以归属于通过市场经营来获得财政收入的类型。这些内容的收入总计起来虽然不一定会超过土地税与征榷，但是可以归并为帝制国家第三大基本的财政收入类目。这也说明，由唐入宋后，我国传统帝制国家财政收入结构的确越来越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