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季】14.5∣包伟民：岁饥却少安：县吏不来官放税

诗中的奥秘 

公元1181年，南宋著名诗人陆游（1125-1210）曾经写过一首题作《十月旦日至近村》的诗，它的后面四句写道：

村童上牛踏牛鼻，吹笛声长入云际。

今年虽饥却少安，县吏不来官放税。

陆游是绍兴人，成年后除偶居绍兴城区，及短暂出仕外，居住山阴农村近三十年。他撰写了大量反映乡村生活的诗歌。不过上面这几句诗写得有点令人奇怪，乡村因灾荒年成不好，民众“却少安”。为什么呢？诗人倒也给出了答案：“县吏不来官放税。”

(陆游)

赵宋国家的确有相关规定，地方上发生灾荒，经地方官申报，上级部门核实，得以视受灾程度，按比例减免农民所应交纳的赋税。尽管这样“惠民”的规定常常被打折扣，不过从诗中看来在1181年的绍兴地区，这个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落实，因此陆游才有“县吏不来官放税”的诗句。

受灾年成不好，本来免不了造成农民的生活困难，现在却因为官府减放了一些赋税负担，反而使得大家“少安”，这无疑说明，当时帝制国家向农民征收的赋税，其负担是相当重的。官府稍作减免，就能让农民大松一口气。

陆游还有许多诗句，从各方面反映了官府赋税对农民生活造成的沉重负担。例如《夜闻蟋蟀》中的：“布谷布谷解劝耕，蟋蟀蟋蟀能促织。州符县帖无已时，劝耕促织知何益。”只要官府不停催税征赋，劝耕促织都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又《农家叹》中，描写农夫被官府鞭笞催税的惨状：“门前谁剥啄，县吏征租声。一身入县庭，日夜穷笞荆。”

赋税变革 

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要向国民征收一定的赋税，才能保证其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不过我国古代帝制国家对民众征取的赋税，其负担是相当重的。在不同历史时期，赋税制度常常随着社会变迁而演变，从唐到宋，国家的赋税制度就发生了一个结构性的变革，并深刻地影响到了民众的生活。那就是在公元780年（唐德宗建中元年），李唐王朝废除租庸调制，改为实行两税制。这是我国古代国家赋税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制度变更。

(唐德宗)

关于租庸调制与两税制，它们的具体内容仔细介绍起来比较琐碎，当时唐朝宰相陆贽（754-805）在他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奏章中，将那次制度更革归纳为“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比较深刻。

一个国家赋税制度的设计，有许多需要考虑的要素，其中关键则在于如何顺利地将赋税征收上来。一般讲，在农业经济发展早期，由于人口较少，土地资源还比较宽裕，相对而言，掌控人力资源比掌控土地资源更为重要。所以国家就主要通过掌控人口来保证赋税的征取，将人口视为税源，也就是征取人口税。唐代初年确定的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租庸调制，是与均田制相配合出台的。现在学界一般都认为，均田制关于每家农户可以受多少亩口分田与永业田的规定，仅具有概念性的意义，它并不表明国家确保每家农户按规定拥有土地，但却是按每一成年男子劳动产出的平均数，向农户征取租庸调等赋税的依据。所谓租庸调，就是按租（即田税）、庸（国家规定每个成年男丁每年服役20天，不服役者得交纳作为代役金的绢布与丝麻）、调（每个成年男丁按一定数量向国家交纳绢布与丝麻）这三项向民户征收赋税。因此，所谓以均田制为基础、以租庸调制为主体的赋税制度，本质上仍然属于人头税。这就是陆贽称其以“身丁为本”的原因。

(陆贽)

中唐以后，一方面，李唐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日益削弱，尤其是大量人口脱离国家户籍，成为逃户，依靠掌控人口来征取赋税的租庸调制的运转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相比于人口，土地作为生产资源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同时国家对土地资源的掌控也相对有把握，于是改弦易辙，将征取赋税的依据逐渐从人口转到“资产”，主要是田地。那就是在制度渐变基础上、到公元780年全面推行的两税制。

任何制度演变都必然是渐进式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便如人口税，后来也以各种形式长期残存。到了宋代，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向民户征取的财物与劳动，既包括一般的土地税、人口税、工商业税等税费，还有劳役，以及政府垄断专营（专卖）的各种特殊商品的巨额收益，政府与民间不公平买卖交易的收益等等。不过，依据田产征取的土地税，即两税，在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一直作为国家的正税，格局不变。

宋朝的两税，依据民众拥有土地的多少，分春秋两季向田主收税。两税税物品种繁多，主要包括谷、帛、金铁、物产四大类，谷指粮食，帛指衣料，金铁指货币税收，物产指各类土特产品。凡国家财政开支所需的物品，两税均要交纳。

(南宋十七路)

土地税的基本税率大约为土地收益的10%，但此外还有无穷无尽的附加税。其中包含在两税之内，称为“杂钱”的附加税是沿承唐末以来一直征收的。此外还有：支移，即民户交纳赋税后，还需交纳运输赋税的费用；折变，即政府根据需要，将民户的某物赋税，按价折成另物交纳，执行过程中重折高估，反复折纳，增加税户负担，并演变为一种附加税；加耗，即土地税还需交纳一定的附加数，以弥补税物运输过程中的损耗，而执行过程中附加数逐渐扩大，负担极重；斛面，即交纳土地税时，以斛或斗量粮，将粮食平面堆高以增税额，这本是政府对税户的作弊现象，有些地方却演变为固定的附加税；此外还有勘合钱、市例钱、縻费钱等种种名称奇异的税费，不可枚举。宋代两税附加税名目繁多，各地不一，多属地方官的法外行为，而为中央政府默认。

(斛)

深刻影响 

从唐到宋，伴随着两税制的确立，在社会经济的相关领域还发生了许多结构性的变化，影响深远。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变化值得一提。

其一，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实行人口税的前提是自耕农占大多数，也就是大多数农户自己拥有田产，有独立的经济收入，这也是为什么租庸调制必须与均田制相配合实施的原因。中唐以后自耕农破产者越来越多，土地所有权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地主将土地出租给无地的穷苦农民耕作，收取地租。到宋代，农业生产中的这种租佃经营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南宋末年的方回（1227-1305）说，在今天的浙北苏南地区，放眼望去，“茅屋炊烟，无穷无极，皆佃户也”。

尽管占人口大多数的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但由于他们没有土地所权，并不需要直接向国家交纳赋税，他们只是向地主交租。国家主要向土地所有者征取赋税。因此南宋人王柏（1197-1274）就说当时天下财赋征取的流程是“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所谓巨室，就是指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这样一种结构关系，也影响到了国家制度的其他许多内容，例如政府如何掌控社会基层等等。一直到明清，都是如此。

其二，随着从唐代初期以自耕农为主体，转向唐末宋代的以佃农为主体，社会阶级结构的转变还带来了另一个根本性国家制度的变革，那就是从唐初的府兵制，转向了从唐中后期起的募兵制。士兵的身份，从早先的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定期服兵役，战时从军打仗，变成了被国家征募而来的职业军人。在府兵制之下，士兵平时的训练与武器装备等等开支都由他们自己负担；实行募兵制后，国家就需要负担士兵的，甚至包括他们的家庭成员的所有开支了，所以，国家财政开支中的军费支出相比前代就大大增加。到了宋代，当时人估计军费开支竟达到国家财政开支总额的六至八成。国家向社会征取的赋税总量也不得不大增。尽管表面看国家并不直接向佃农，而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赋税，但是加重了的赋税负担，最后实际上还是得落到直接生产者农民的头上。因此才会有前面所摘引的陆游的那段诗句。

(《府兵制度考释》)

我国的帝制国家维持了数千年的大一统，但是庞大国家机器的运作成本之高也是惊人的，给社会带来了极重的财政负担。这些赋税最后都得由直接生产者——农民来承担。所以正如方回所描绘的，农民常年穷困，“苟且辛苦过一世耳”，是历史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