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半生缘》2 | 陈晓兰：新女性与旧枷锁

本集金句 

本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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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张爱玲的长篇小说《半生缘》。

这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发表时题名《十八春》，署名作者“梁京”，连载于1949年7月在上海创刊的一家小报《亦报》。《亦报》创刊于上海解放后两个月，它不同于旧时代的小报，面貌一新，吸引了很多名家，如周作人、丰子恺等等知名作家，都曾在上面发表过作品。为了吸引普通读者，扩大发行量，这份面向普通读者的小报连载小说，张爱玲的《十八春》就连载于1950年3月底到1951年2月中旬，当时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

由于这部小说创作与发表的这一特殊背景，小说一方面要顾及它的读者——都市普通市民的趣味，因此，《十八春》依然以旧家庭的衰败和勾心斗角的日常生活为题材，这也是张爱玲最擅长的题材；另一方面又要考虑《亦报》这份小报的官方背景，因此，小说中增添了一些政治色彩，最后，以大团圆结局，主要人物投身更广大的社会生活，给人物的命运增添了喜剧色彩，也算是给读者一种安慰。

但是，张爱玲自己不满意这样的结局，后来做了修改，删除了“光明的尾巴”，题名《半生缘》。《半生缘》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想来大家对于故事情节都已熟悉。但是，我们阅读文学作品，不仅仅是被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所吸引，而是在对于人物的悲剧命运唏嘘不已、扼腕叹息的同时，深入思考造成这种悲剧的深层原因，认识人物生存于其间的社会文化习俗以及这种文化对于人性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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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小说中所涉及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可以推断故事发生在1932年到1950年期间。小说的开端，男女主人公出场的时间，正是五四新文化发展到最辉煌的30年代，张爱玲自己接受了现代教育，从事中英文写作，女主人公顾曼桢也同样接受了现代新式教育，在一个新式工厂的写字间作打字员，业余时间教书，她为支撑一个大家庭做了三份工作。可以说，她是一个有文化、经济独立、有责任心的新女性。

男主人公沈世钧，学的是工程专业，大学刚毕业，在曼桢所在的工厂里做实习工程师，以逃避父亲为他安排好的前程——继承父业，经营皮货店的生意。曼桢与世钧相识、相爱，曼桢一直鼓励世钧离开父家，开创自己的事业。这一对青年本来可以走向幸福生活。战争和社会动荡都没有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轨迹。那么，是什么阻碍了他们事业的发展，和幸福生活呢？这正是这部小说揭示的问题。

《半生缘》虽然是一部爱情小说，但更是一部家庭小说。占据小说中心的不是主人公的工作、事业以及相关的公共社会关系，而是他们所属的家庭，以及血缘亲情关系。这些家庭似乎远离整个社会，像一个封闭的世界，不论世事如何变迁，依然按照它的价值观念和逻辑延续着，哪怕这种价值观念、这种逻辑，极其荒谬、极其残酷。

在一个公共社会极不发达的文化中，家庭对于个人就变得特别重要，它是一个人的依赖和归属，同时也是一种负担。了解中国家庭的实质，是了解中国人情感、性格乃至民性的重要入口。现代时期的很多作家，如鲁迅、巴金等等，对于中国传统家庭的本质，特别是对于其阴暗面，予以深刻的批判。张爱玲对人生世相的深刻认识，可以说，也是来自于她对于旧式大家庭的真切体验。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解构了这种家庭。她小说中的家庭都是非常糟糕、很不健康的。

我们来看看《半生缘》里的家庭。这是三代同堂的家庭，祖母、母亲、两个成年女儿，4个未成年的孩子。父亲在曼桢14岁时去世了，这个家立刻陷入困顿。大女儿曼璐，为供养全家做了舞女、后沦为私娼，作者无意于指控社会制度的不公，而是让我们思考：曼璐有没有另外的选择？她可不可以像曼桢那样，找一份或几份正当的工作？但是，曼璐无知无识，除了身体（她很漂亮）一无所有，而她的母亲、祖母却默认并鼓励曼璐走这条道路，以维持她们舒适的生活：大房子，仆人，以及男孩子的教育等等。曼璐本来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可怜的女人。

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芳汀为了救她的孩子，打工、卖淫，卖了自己，最后连牙齿、头发都不剩下，可是，在她身上没有任何一点低贱、卑琐的东西。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或者女儿，不得不牺牲自己，靠卖身来养活自己和亲人，这是社会的耻辱，芳汀也被视为地母一样的女人，藏污纳垢换来生命生长。

但是，《半生缘》里的曼璐丝毫不会引起我们这样的感觉和同情。她是家庭的奉献者、社会的牺牲品，但她又极其自私、冷酷，以牺牲亲情、毁灭妹妹的一生索回报酬。她为了有一个栖身之所，千方百计地抓住祝鸿才，这是一个从外形到灵魂都极其丑陋的男人，但也是当时比较普遍的一类男人，在双重的性道德和一夫多妻制下，他的行为被视为正当，曼璐和她的祖母、母亲，对于这个男人极其依赖。曼璐与祝鸿才合谋强暴自己的妹妹，借腹生子，绞杀曼桢的一生幸福。而她对于祝鸿才前妻所生的女儿招弟，也非常刻薄。小说表现了曼璐这样的女性极其冷酷、残忍的一面。

小说中如此总结了她的所作所为：“就仿佛像从前有些老太太们，因为怕儿子在外面游荡，难以约束，竟故意地教他抽上鸦片，使他沉溺其中，就像鸽子上的一根线提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他飞得远远的。”

我们不禁会联想到《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曼璐和曹七巧其实是一类女人。不幸的女人，当然也包括不幸的男人，往往通过施害于身边的亲人或弱者，报复社会，报复人生。

张爱玲在情感和婚姻生活中揭示人性的自私、黑暗、扭曲。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人，为了利益和莫名的原因，互相算计、彼此厌恶、充满仇恨。各种形式的、隐形的暴力，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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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曼桢的母亲。人生最大的灾难就是在一个愚昧无知的母亲手里长大。她靠着曼璐过着舒适的生活。正是她暗示曼璐为祝鸿才借腹生子，听了她母亲的那一套妈妈经后，曼璐打起了妹妹的主意，她潜意识中的那“野兽的黑影”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循着熟悉的路来找她。在得知女儿被强暴后，母亲在世钧和鸿才之间做出了选择，因为她本来就是一个唯利是图、只重眼前利益的人，更不要说有什么理智和判断了，在重要的关头，利欲总是替她做主，在她本来可以向世钧求救的时候，她摸到兜里的一叠钞票，觉得如果救了曼桢就对不起曼璐，本来这样的母亲与曼璐就有着更多相通之处，她甚至认可了曼璐将曼桢嫁给祝鸿才的安排，在她看来，这一切都是正当而合乎情理的。在曼璐和曼桢之间，她选择了曼璐，她心安理得地接受祝鸿才的金钱，放弃了曼桢，尽管曼桢曾经证明，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辛苦劳动供养全家。

在曼桢被囚禁的一年里，她的祖母、母亲、还有她的弟弟伟民、杰民等从来都没有过问她的情况。他们完全被姐姐和母亲编造的谎言所蒙蔽了。在她堕入人生最黑暗的一年间，他们全都从她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张爱玲就是如此犀利地撕下了家庭温情的面纱。

再来说说世钧。他本来是可以救曼桢的。尽管小说安排了很多情节，为世钧的无所作为提供了合理的原因。但是，世钧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施救。小说中对于世钧家庭的描写，为世钧的性格做了注解。

他的家庭也是对于曼桢的家庭以及祝鸿才的家庭所做的补充。世钧的父亲与祝鸿才其实是一类人，一个皮货商人，有一个妻子和一房姨太太，曾经与曼璐有染，世钧的母亲和姨太太为了争夺一个男人费尽心机，勾心斗角。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的世钧，落寞、抑郁，隐忍，退让，得过且过。他最终回到父母的家庭、继承父业，本身就说明了他的妥协和退缩。而且，他对于爱情本身并没有坚定的信心（曼桢曾经给他信中说过：我会永远地等着你），所以，他轻易地相信了曼桢母亲和姐姐的谎言，而且，为了缓解自己的失落，他很快就结了一桩没有爱情的婚姻。最后，当他知道了曼桢所经历的一切后，他除了沉默，没有任何行动。

这样的故事，按照西方浪漫主义小说的模式来结构的话，一定会演绎出完全不同的结局。世钧在曼桢失踪后，一定会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找到被囚禁的曼桢，救出曼桢，顺便把祝家打个稀巴烂，惩罚祝鸿才和曼璐。或者，按照现代的逻辑，在心爱的人失踪后报警、解救，将施暴者绳之以法，有情人终成眷属，伸张古老的正义法则：罪必惩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但是，张爱玲按照中国的逻辑安排她的人物的命运。若干年后，曼桢为了孩子嫁给祝鸿才，结成一桩令人作呕的婚姻，最终还是遂了她姐姐和母亲的心愿，落入她们和祝鸿才为她编织的罗网中。曼桢算得上是一个经济独立的现代女性，但却终归逃脱不了因袭的枷锁。

《半生缘》围绕着曼桢的遭遇，揭示了她自己，以及她身边那些所有至情至爱者的行动逻辑。这种逻辑，不仅是他们各自的性格和道德观念决定的，也是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惯性所决定的。在他们依赖和归属的家庭这个世界里，其实没有真正的爱，也没有是非观念，更不存在丝毫的正义可言。在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的小说，揭示了一个价值虚无主义的家庭世界，而这个世界，正是组成社会这个大世界的最基本的细胞。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