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季】1.3∣赵汀阳：满天星斗的时代

满天星斗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最早中国的状态意味着什么，即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准确地说，在政治意义上，是前中国状态，但在地理上，是中国地区的状态。我们只能从新石器时代说起，因为旧石器时代太古老了，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尽管已经有了走向文明的许多成就，但独立于自然状态而自成系统的文明还没有真正形成，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是文明的形成期和初始期。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明状况，有一个最佳的分析模型，那是苏秉琦先生的理论，关于多地文明的分布格局，简称“满天星斗”模型。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意思是，在新石器时代，当时中国从漠北到中原到大江南北到处都分布着许多独立发展又互相影响的文明，多达数十种，也许上百种，随着考古发现就越来越多，看起来就像满天星。这个分布非常有意思，与今天的发达地区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说，有一些文明在今天我们觉得自然条件不好或不太好的地方，青海、甘肃就有大量的早期文明，这些地区在古代属于发达地区。还有蒙古地区，今天的内蒙古就遍布着许多早期文明，其中最发达的是在辽河一带的红山文化，那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至于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比如说中原大地就不用说了，文明点很密集，长江流域也同样非常多，甚至岭南也有。以今天的条件看，岭南是好地方，但在远古，遍地毒虫毒蛇充满瘴气而湿热的南方丛林其实不及北方宜居，因此岭南文明反而相对稀少一点。大概可以说，数十种比较发达的文明聚所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两河流域以及包括漠北和西北在内的北方地区。

(苏秉琦著《满天星斗》)

可以注意到，人的自然选择是很有道理的，太冷的地方去；太热的地方也不去，在缺乏现代条件的情况下，太冷和太热都是生存的挑战，所以大多数文明集中在温带地区。纵观这几十种文明，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它们并不是一个挨着一个，事实上每个文明之间有着相当远的距离，当然指的是对于古人来说相当远，这个距离在今天不算什么，也就是一两百公里，但是对于完全靠走路的古人来说，一两百公里就很远，要走好几天才能走到。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却注意到，众多文明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交往，他们的技术水平也很接近，显然是互相借鉴的，器物的风格也是互相参考的，虽然各有特点，但能看出有很多融合的关系。那么，在缺乏交通工具的条件下，古人是如何有热情去和其他的文明点进行交流的？对于古人来说，跨越数百里路并不容易，那个时候还没有马，也没有牛车，就是靠走路。这似乎意味着，文明尤其是技术发明有着不可抵抗的诱惑力，大概是因为文明和技术事关生存质量。因此可以推断，在古代，当时的文化状况是一个跨文化的状态，即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的文明交融时代，完全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冲突，更没有文明的冲突。文化的分隔甚至对立是后来的事情，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和现代社会的产物。就是说，在古代社会里，文明之间不存在互相分隔和互相敌对，所有文明都是共享资源。人类的文明初始状态反而是今天人们所幻想和渴求的那种跨文化状态。

大通道 

在中国新石器时期的跨文化时代，苏秉琦先生发现，在众多文明合成中国文明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最关键的根系，其实是个文明融合的大通道，是一个Y字形的通道，这个Y字形的通道对当时众多文明的沟通合成中原文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通道以红山文化地区为一个角，以内蒙古中部地区的若干文明点为另外一个角，两条线斜着汇合，到了山西的北部，沿着山西的南北大通道往下走，山西的山脉是纵向的，形成一个南北大通道，从大同、太原一直到晋南，再到河南。这个Y字形的大通道被认为对构建中国文明起着决定性的沟通作用。

(苏秉琦)

 我想补充一点，在Y字形通道之外，还有许多通道，向东和向西也形成两条大通道，向东通道从晋南-河南连接到山东淮海一带，往西通道从晋南-河南连接到青海、甘肃、新疆一带，不过，从走向上说，主要是由西往东的，因为中原有许多重要物品来自中东，包括小麦、马、青铜器等。另外还有两条同样重要的通道，从中原斜向西南和东南的通道，斜向通达到长江流域和江浙一带，就与良渚文明接上了；往西南方向则与四川三星堆文明连接起来。这样的一个大通道网络，你会发现是一个天字形的通道网络，可以称为天字形大通道。如果加以神秘主义的理解，其中就似乎有天意，当然不能当真，只是图形的巧合。

(三星堆青铜人头像)

 形成天字形大通道之后，中原的位置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正好是这些大通道中间的枢纽。把中原看作是信息和交通交流枢纽，是赵辉先生提出来的一个理论。赵辉先生认为，中原在当时的特殊地理状况，使之成为了交通和信息交流的枢纽。各地有交通就有信息交流，就像今天的高速公路一样，各地各种文明的信息就集中到中原这个地方来交换，因此各地文明也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中原这个枢纽接收到的信息肯定最多，所以这很可能是后来中原比别的地方更为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赵辉）

不过在当时还没有文字，所以严格意义上的文明还没有完全被建立起来。在文字之前可以发展出许多技术，也有了以口语为载体的思想，但还不足以形成具有稳定性和客观化的反思能力和交流形式，所以作为客观化载体的文字是一个最关键的事情。这个问题暂且不论。

无论如何，在早期的跨文化状态中，各地在互相交流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青铜器，各地逐步地都学会了。青铜器最早应该是从西域来的，这意味着中国当时的交通网已经伸得很远，不可思议的远，还只是靠走路，真是难以想象。比如说，中国三千年前甚至更早的墓穴里就出土了和田玉，就是说，交流已经到了葱岭一带，这是难以置信的，而青铜器就更难以置信了，青铜器是从中东两河流域传过来的，传播过程相当漫长，大概是从一个文明点到另一个文明点慢慢传播的。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认为青铜器是中国发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的青铜器做得实在是比中东的水平高太多了，但是后来考古发现，其实有一条证据链说明，青铜器是从中东慢慢一步一步传过来的，但是到了中国这边被发展为更高水平，完全不是同一种水平了，中东那边只能做很小型的青铜器，而中国能做体型巨大的大鼎，以及花样复杂的礼器，据说这是因为有高水平的制陶技术作为底子，所以能够发展出青铜器的新工艺。从中东传过来的还有马，中国北方即使是后来的牧区也原本没有马。还有小麦也是传过来的，中国北方本地有小米，南方有大米。如此等等。

(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后母戊鼎)

混合经济 

同时还可以注意到，除了跨文化这个特点，在新石器时代，当时的经济都是混合经济。虽然说那时已经有农耕了，据说，无论是小麦还是大米，现在出土找到的证据距今约九千年。但是农耕对于支撑生活所需还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当然，随着农耕的发达，比例慢慢变大，但在农业工具和种子得到明显的改良之前，粮食产量终究是非常有限的，人们仍然需要渔猎、采集和畜牧。这就意味着，在新石器时代，甚至包括文明时代的初期，古人的经济还是渔猎、农耕、畜牧、采集的混合经济，不仅是中国，很可能是世界各地都是混合经济，所以当时还没有什么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区分，这一点后人有时候会搞错，就是按后世的经济状况而倒映为古代。

(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稻谷)

说到远古时代的农耕民族或游牧民族，这是错误的看法。如果没有渔猎、畜牧和采集作为经济的重要部分，哪怕是相对发达的中原，也是生活不下去的。传说大舜大力推广农耕，可能是农业的一次比较大的发展，但估计粮食产量仍然很有限。事实上，农耕大发展是秦汉的事情。从战国开始有了高效率的鉄犁，但规模还是很小的，一直到了汉代在全国推广铁犁，农业也有了明显的发展。要知道木犁的效率是非常低的，尽管那个时候土地无边，人少地多，好像可以大发展，但是工具效率不够是做不到的，靠木犁是不行的，靠人拉更不行，大概是战国时期推广了牛耕，汉代又推广了铁犁，有了这些之后，粮食产量才得到大提高。

(战国铁犁铧)

同一种人 

回过头来看，在新石器时代甚至到夏商周时期，当时的先民其实很难划分为农耕或是游牧民族，应该都是混合经济，当然，各地的混合经济中的农耕、渔猎、畜牧和采集的比例会有不同，在华北到内蒙古一带，可能畜牧或游牧的比例偏大，中原一带的农耕比例偏大，而南方的渔猎和采集比例偏大，但仍然不足以形成特征性的农耕民族或游牧民族。当时的华北主要不是农田，大多数地方其实与内蒙古南部相似，也是牧区，准确地说，是农牧区。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活动于河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中国始祖黄帝部族是以游牧为主，司马迁记载，黄帝所部总是移营而居，如果按照今天的概念，黄帝就应该属于游牧民族。当时的主要游牧地区并不是偏北的蒙古地区，而是相对温暖的蒙古南部、河套一带、陕西和山西北部以及华北一带，只是后来农耕发展才把游牧地带向北推移。如果按今天的分类，黄帝属于蒙古族的可能性要大于汉族。不过，民族划分是现代产物，在学理上很不合理，尤其对解释古代来说没有意义。事实上，古代中国人是同一类人，只是后来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了生活风格的变化，就是说，所谓各民族大多数原本生活在华北和中原，后来才形成分区。

(黄帝陵)

在这样的情况下，构成了当时中国最早的文明状态。我补充一点，黄帝这一族后来当然是变成了中原的主体，但是它的一部分，叫做白狄，仍然是属于比较蛮一点的，一直到战国都在中原，到最后不知道被哪个国把他给赶到漠北去了。所以我们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来，所谓的游牧民族，只不过是有一部分本来就比较靠北，后来中原非常发达，就把一部分人挤到漠北去了，其实他们和中原是一模一样的人。所以，对这些民族的区分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应该是没有后来我们所区分的这些民族，本来就是同一种人。

所以大概可以说，在中国的早期文明时代，也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当时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文明分布状况，后来又是一个跨文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混合经济的时代，没有区分为后来我们所称的各个民族，其实基本上是同一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