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季】1.4 | 赵汀阳：最早的中国

文明的标准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第四个问题，关于“最早的中国”。这是许宏先生近年来着重讨论的一个概念，很多人都加入了这个讨论。这个问题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大家都很想知道，哪一个时期的中国可以算作是最早的中国？理由是什么？专家们各有各的选择和理由。对于我来说，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所选中的最早中国在历史学的意义上都同样好，但我会更关心最早中国的哲学意义，或者说，作为中国起点的精神性。

按说中国文明既然是不间断的，那么就可以把起源拉得很远，但是作为文明还是需要一个断代标准，而把更长时间的起源过程看作是属于前文明的状态，否则就只好追溯到原始人了。根据国际上通常承认的标准，文明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决定性因素：一个是拥有足够大的城市，一个是有了金属制品，通常就是青铜器，另外最具力度的是文字。这些条件当然能够证明文明，但很难反过来证明缺乏这些条件就不是文明，就是说，这些条件肯定是文明的充分条件，却未必是必要条件。看来这些条件稍微苛刻了一点，事实上有的古文明没有使用金属，但把石头使用到出神入化，比如说处理玉石的高超工艺，难道不能算是文明？或者，有的游牧民族已经有了高度有效的政治组织，却没有文字，难道不能算是文明？问题很多。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城市、金属和文字肯定是最有道理的条件。

城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有了城市，就意味着部族人口已经达到了相当数量，才能够形成城市，而人口是文明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人太少，文明就成长不起来，有足够多的人，才有足够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

(许宏)

(许宏著《最早的中国》)

青铜器作为标记也是合理的，青铜器是金属技术的最早代表，因为在文明初期只能够做青铜器，还做不了钢铁制品。所以青铜器可以代表文明的技术水平。

文字毫无疑问是文明的最好证据，文字意味着思想和信息有了稳定的备份和可信的证书，思想具有了客观形式，才能够形成高效的积累和发展。但文字这个条件确实有些苛刻，许多古文明虽然没有文字，但已经很发达了，有城市、青铜器，甚至有大型的社会组织，诸如此类。有文字肯定是文明，但如果还没有文字，不等于说就不算文明。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至少可以有成熟的口语，也就已经能够有成熟的交流，甚至能够产生思想，尽管思想效率还不够高。我们知道，在口口相传的时代就已经有了神话和传说，而神话传说已经具有精神性，人们能够整篇地背下来长篇神话，甚至还有了一些初步的算术。所以我倾向于认为有成熟的口语也可以算是文明。当然，没有文字的文明不可能是高级文明。

(伏羲女娲的传说)

追寻最早的中国

那么，最早的中国在哪里？学术界对此很多争论。目前有两个选项比较突出，都是众望所归的，一个是陶寺，另一个是二里头。这两个地方都各有特殊优势，陶寺的年代相当于传说中的尧舜年代，这是一个高大上的时代，也是《尚书》所认同的最早中国，然而陶寺是否是尧都，却无铁证。二里头的年代相当于夏商之际，现在还没有定论，一部分人认为是夏，另一部分人认为是早商。二里头的时代不像尧舜那么具有划时代性，如果是夏的话，也是衰落期的晚夏，那么夏前期在哪里？不清楚。如果是初商，就比较辉煌，但也缺乏铁证。但也有强过陶寺的优点，二里头的规模和技术成熟的程度明显超过了陶寺，而且二里头更具中国文明的特征，比如二里头已经有一个最早的“紫禁城”，还有青铜器。我们知道，文明的精神性要从连续性来看，假定说挖出来一个两万年前的文明，非常发达，但是和我们今天的文明之间没有精神基因的连续性，那么就不能够算是我们这个文明，而很可能是一个后来消亡断裂的文明。如果把精神连续性考虑在内，那么二里头的证据就更多一点。皇宫规制是中国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传承，陶寺也有一个皇宫，但是形状是歪斜的，还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方正结构，而二里头的皇宫已经是方正的，虽然简陋，只有两层，但已经非常接近后世皇宫的标准构图。诸如此类，由此可见，二里头有更多的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证据。

(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当然陶寺也有一些很有竞争力的文明标志，我觉得这两个选项都很好。

(陶寺遗址的皇宫)

夏朝存在吗？

与此相关的一个最有趣的问题是夏朝之谜，本来是个老问题，但最近两年激烈争论。关于中国文明到底伸延到哪里，国际上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是以周来定位，因为周已经有了多种当时的文献记载。后来很幸运地找到了殷墟，殷墟有甲骨文，商代就被证实了，文明的上限就推到了商。但是夏却一直不受国际承认，虽然有后世的历史描述，也出土了相当于那个年代的文明迹象，却仍然缺乏必然的证据。那些相当于夏时代的文物无法被证明属于夏，据说夏时代天下万国，因此无法肯定那些文物属于夏还是属于别的邦国。这里的问题超出了年代的技术测定，而是一个有关精神连续性的问题，就是说，问题是，那些夏时代的文物是否在精神上与商周以来高度发展并且连续不断的中国文明是完全一致的？

夏问题近年的争论很热烈，北大的孙庆伟教授、社科院的许宏研究员，都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代表性学者。其中一个最有趣的问题是，夏朝缺少必然铁证，尤其是缺少出土文字证明，如果能够挖出像殷墟那样的文字证明，有甲骨文或者是更古的甲骨文，夏的证明就大功告成了。

(孙庆伟)

可是至今没有找到夏文字，很可能夏本来就没有文字。殷墟甲骨文属于商中后期，而且主要属于后期。当然，甲骨文已经相当成熟，已经有叙事能力，词汇量很大，有几千个字，因此必定有个成熟过程，文字发展都有一个过程，那么，甲骨文最早能够起源于什么时间，这是个问题。按照陈梦家的推测，估计要再给它加个五百年，也就是商初或夏末时期。当然也不排除还可能有更古老的文字，但必须是足以表达语言的文字，而不是仅仅代表某些事物的符号。在陶寺或良渚文化都发现有一些更古的象形刻划，有点像原始甲骨文的模样，但无法判定是文字还是符号，因为数量太少，而且是单独图形，似乎没有构成句子，因此更像是单独含义的符号，就像今天的交通标志那样，只是表示单独所指的符号。当然，文字发展过程本来就有符号阶段，但如果尚未构成叙事能力或生成句子的能力，恐怕就不能称之为文字系统。

(甲骨文)

(陶寺遗址出土的带有符号字样的扁壶残片)

就是说，根据那些更古老零星图形或者符号，恐怕还不足以证明尧舜或者夏时代已经有了文字。夏很有可能就是还没有文字，如果夏没有文字，出土再多的器物，又如何能够证明夏的存在呢？这就成了现在争论的一个要点。支持夏存在的可以说，已经出土了很多那个年代的文物，很是辉煌，文明程度高，应该就是夏了。但反方会认为，也有可能是当时并存的其他文明，不能说只要是文明高的器物就属于夏。按古史的传说，夏是当时的文明代表，但古代人也有把现实倒映为远古的倾向，往往把远古说得过于发达，比如说，哪怕是司马迁，说到三皇五帝时代，就好像中国的政治制度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周朝都是一样的制度。事实上远古制度与周朝制度完全不一样，有过天翻地覆的改变。在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尧舜，肯定属于部落文明，还没有国家，只是地域很小的众多邦国，称作酋邦。

(司马迁)

尧舜之后有夏，据说夏把选贤制度改为世袭制度，这是传说的政治变革，不知道是否为真，即使为真，也不是一个社会的结构性政治变革，只是王权的继承法。夏很可能仍然属于酋邦状态，有可能当时中原有一个酋邦叫做夏，文明程度比较高，后来邻近的商邦灭了夏，取而代之，承袭了夏的遗产，所以把它追认为中国谱系的前朝。这种谱系思路很自然，就像去寻找一条河流的源头，这条河流有几十条甚至几百条河流分阶段汇入，一般会把伸得最远的源头作为起源，而最远的源头未必就是水量最大的，只是谱系上更合理。所以这是一个文化心理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在追溯文明源头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现象。

不过，古代传说的真实性应该比较高，在古代尤其是远古，语言是神圣的，语言就是天地作证的诺言，进入语言叙事的事情应该有着事实根据，那时的古人还没学会说谎，谎言的丰富性与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有着密切关系。当然，古代传说可能与事实有着出入，那是因为古代知识系统缺乏科学性，因此会有许多错误的认知，比如说有许多神秘主义的解释。所以，很有可能当时中原确实有一个夏部落，比周边部落更发达，后继者就把它追认为文明之根，而相对忽视了文明的最多源流。但是现在出土找到的相当于那个年代的文明，却很难断定就是属于夏，也可能是旁边其他部落。所以考古学家们就特别希望能够有出土文字，因为文字是铁证，就像殷墟那样。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夏很可能还没有文字，于是成了一个悬案。

另一条线索

但或许可以有另一种成为证据的东西。按照文明连续性的要求，中国文明到今天一直保留的那些文化基因，比如说在文字之外的其他具有特征性的文化基因，如果能够形成连续性，我觉得就也应该算是证据。比如说，在疑似属于夏的重要文明点，如果能够发现不同于周易的易经八卦图形排列，即传说的属于夏的《连山》易经，虽然不是文字，但如果其图形排列具有时代特征，也应该可以算是铁证了。

在尚无文字的远古，人们会用图形，比如八卦类的图形，来标识生活中重要事务。《尚书》的《舜典》记载，舜的时代“象以典刑”，就是用图形来表达刑法原则。据说舜发明了刑法，为了让人明白，便于交流，就在器物上画出表达刑法的图形。这种图形，连同八卦易经图形，已经是思想性的表达。如果在那些疑似夏的遗址能够发现此类思想性的图形，就有望证实了。按照传说，《易经》有三，现在看到的只是《周易》，另有商的《归藏》和夏的《连山》，现在找不到了，消失了，但历史记载是有的。这说明，无论夏还是商，都有《易经》传统，与《周易》形成文明的连续性。所以说，在疑似夏的遗址如果发现夏的《连山》八卦图形，就不一定非要文字证明。这就是关于最早中国的有待证实之谜。

(《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