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季】1.1∣赵汀阳：中国历史的哲学理解

作者：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博古睿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著有《天下体系》、《天下的当代性》、《坏世界研究》、《第一哲学的支点》、《惠此中国》等。

 我是赵汀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今天我准备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历史。要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历史，首先要回答三个问题，以及提出解释这三个问题的方法。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能够连续不断地存在？按照汤因比的研究，人类有数十种文明，但只有中国文明从它产生以来一直连续存活到今天，其他许多文明都消失了，或者有的文明发生过中断甚至多次中断因而已经面目全非，而中国是唯一的一个连续不断的文明，这是一个奇迹。所有的奇迹都需要解释。

([英]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

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奇迹，是一个更大的奇迹，那就是，中国文明或者说中国这样一个存在，是一个在竞争策略上比较保守的存在，对外一直都采取防守或者防守反击的策略，很少主动去侵略或者主动扩张，不是一次都没有过，是基本上没有，但是这样一个采取守势策略的国家，为什么在三千年时间里，它的领土却在不断扩大，这是不合常理的。一般来说，一个大的国家，比如一个帝国，都是通过扩张、侵略、吞并其他地方来扩大，而中国与之相反，采取的是防守的策略，但在清中期之前，领土却在不断地扩大，这也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奇迹。

(清朝疆域)

第三个问题不是一个奇迹，是一种现象，世界上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当然这个说法不太严谨。准确地说，中国不是像西方或中东那样的一神教国家。通常，宗教理论认为一神教是成熟的宗教，就像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是一种高级阶段的成熟宗教，其他宗教都属于不成熟的信仰。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中国就没有宗教，虽然说中国也有佛教、道教，还有一些民间信仰，但按照西方的标准，民间信仰属于不成熟的宗教，甚至属于迷信，但是佛教和道教的情况比较特别。

佛教严格来说是一种哲学，但它又有着宗教的制度、宗教的寺庙、仪式和教众，所以也可以在广义上说是一种宗教，但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宗教，因为佛教是无神论。

(河南洛阳白马寺)

道教与佛教类似，也是无神论。道教讲究的是神仙，神仙和超越的神不一样，神仙是肉身的，不是一个绝对概念，也不是超越的存在。道教主要目的是想让人在养生状态中能够长寿，但它也有庙宇和仪式，看上去也像是一种宗教。但无论如何，以西方的标准来看，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道教名山青城山之建福宫)

什么是历史 

想要理解这三个疑问，首先要理解历史。历史这个词是多义的，既是关于历史的记述，也是发生过的事情。如果按照发生过的事情来理解，就是过去或者往事。对于往事来说，发生过的“那件事情”是单数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么一个事情；如果把历史理解为关于“那个事情”的记述，关于它的历史叙事却是复数的，就是说，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可以对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叙事。于是，复数的叙事就构成了复数的历史。这些叙事各有己见，也就是各有偏见。哪怕是现代以来所谓反思的历史，即不按照主流意识形态去讲的历史，依然是主观性的。当选择了一个反思的标准来叙述历史，这个标准本身也是主观性的。

历史的叙事会选择不同的分析单位。分析单位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往往决定了叙事的主观格局，比如说，近几十年来，关于中国地区与中国历史，分析单位就出现了多种新的选择，像西方的一些史学家，以及日本和海外的一些汉学家等，会选择东亚、中亚、内亚、北亚等这样一些分析单位，通过这些分析单位来重新理解与中国有关的事情。如果选择了这样的分析单位，看到的历史以及所产生的历史叙事就完全不同了，它把当时发生在这片大地上的故事进行了重新划分，许多事情被归属于内亚或者北亚，或者东亚，这样就把属于中国的几乎一半以上的领土和事件都算作是别家的故事，这样的历史叙事把中国变得很小，内容很贫乏。像这些概念，恐怕缺乏纯学术的理由，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古代中国是这片大地的文明核心，因此决定了周围地区的动向和行为的意义，简单地说，古代中国是这片大地的意义链的发动地，如果与之切割，周围其他地区的历史就无法形成独立的意义和结构。因此，重新切割历史不是学术反思，而有某种政治概念在背后。

 还有一种伪装成反思历史的史学，可以称为“反事实的历史”，就是它的叙事所根据的事情不符合历史事实，一个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新清史。我们不排除多种叙事，但关键是不能够歪曲史实。比如说，新清史把关外地区当作是外国，把明朝所辖的满洲地区的叛乱或起义当成是外国对中国的入侵，这是错的。努尔哈赤起兵在不同叙事中可以被理解为叛乱或者起义，都有道理，但关外当时是明朝辖地，并非外国，这一点在史实上是完全错了。新清史还把清朝和元朝理解为征服王朝，认为都是打进中国的征服王朝，这也非常可疑。当年蒙古占领俄罗斯以及东欧的一些地方，还有中亚的一些地方，在那里是征服王朝。但在中国地区的元朝和清朝却不是征服王朝，因为与征服王朝的制度完全不同。征服王朝的制度本质是武力管制的殖民地制度，即殖民地的军管制度，征服者始终是外人，并没有和当地融为一体。而清朝和元朝却接受了中国的传统制度和意识形态，是文治，而不是武治，它们都沿袭了中国传统的“一国多制”的制度，所以就有了双头衔，比如说清朝皇帝既是中国的皇帝，同时也是蒙古的大汗。新清史正是以此为理由，说清朝与中国以往的传统王朝不同。

(新清史代表人物之一柯娇燕)

 事实上，双头衔并不是清朝的发明，元朝就有了，忽必烈既是中国的皇帝，也是蒙古的大汗。其实，双头衔的发明权属于唐太宗，唐太宗既是中国的皇帝，也是游牧民族的天可汗，所以说，拿“双头衔”作为证据是说不通的，反而是传统的“一国多制”的证据。元朝和清朝都采用了儒家的意识形态，实行科举制，科举制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答案，就是元朝确立的，宋朝反而没有确立这一点。可以看出，元和清都接受了中国的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所以是中国的合法王朝。

(江南贡院考场)

两种方法

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中国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其领土规模不断在变化，或大或小。我觉得谭其骧的观点是比较可取的，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一个不断伸缩的过程，是一个弹性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根据中国的弹性现象，我希望以一个理论模型即“中国漩涡”模型来解释，中国是一个具有向心力的动态漩涡，这个漩涡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取决于被卷入的地区和人民有多少。以漩涡模型来分析中国，有着排除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的理论优势。中国漩涡不属于哪一家哪一姓，而是中国这个地区发生的历史事实，不属于某个意识形态，也不属于某一个利益集团。旋涡模型要分析的是构成这个漩涡有哪些必要的因素、哪些人、哪些地区，这些因素对于中国的形成有着何种不可忽略的作用和意义。就像一个公理系统或者一个生态系统，所有不能删除、不能减少的构成成分，就是这个存在的必要成分，也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东西。

(谭其骧)

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历史，必定采用一种整体的观点。但整体的观点不等于概括。概括是一种基于百科全书知识的思路，而整体观点主要是理解一个存在表达为连续性的时间性，也就是把这个存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体化，理解为一个作为连续体而存在的整体，这个连续体有点像数学的那个连续统。

对于历史问题，主要采用了两个分析方法，一个是存在论的方法，一个是博弈论的方法。存在论是哲学的传统方法，选择存在论的方法是为了更好地分析存在的连续性。一切存在的先验目的都是为了继续存在，如果不能继续存在，这个存在就不存在了，所以，继续存在就是存在论的核心问题。任何一个存在，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明，都在谋求继续存在。我们试图理解，是什么因素、方法和思想使中国不断地继续存在。

 另外是引入了博弈论，博弈论是一个通用的方法，可以用于很多学科。博弈论的长项是用来分析理性的策略和理性的选择。简单地说，假定每一个存在是理性的，不管是一个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一切的选择都是在谋求对于存在的最大利益，因此倾向于理性的最优选择。尽管人并非总是理性的，但理性假定是比较有道理的，能够解释最多的问题。历史中很多人会做愚蠢的事情，但从整体来说，从人们总体行为的连续性来看，还是倾向于谋求最大利益的最优策略。假定历史上的主角们倾向于做出理性的最优选择，这样比较能够解释历史中的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这样的话，就能够排除掉后人根据今天的标准而对古人的可笑描述和批评。每个时代所追求的最大利益有所不同，比如元朝和清朝，为什么它们在中国不是实行征服王朝，为什么不把自己确认为外国，而是把自己变成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因为，成为中国才是它的最大利益所在，他们不会愚蠢到只想当殖民地的军管统治者，那样就只能掌控较少的权力和财富，而只有把自己确认为中国之主，才能完全拥有中国，才拥有最大的制度能力和经济能力。

(元朝疆域)

按照漩涡理论，古代的边缘势力不断被卷入中国，是因为他们试图逐鹿中原成为中国之主，是因为成为中国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

今天的史学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把当代的条件和价值观以及当代的利益关系倒映为古代，比如抱怨说，古代制度不是民主制。事实上，古代没有民主，是因为在古代条件下民主不是最优选择。现代民主制从出现到现在才两百多年，这是因为现代才具有了民主制的物质、技术和法律条件。古希腊的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民主，在此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