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文化篇-神宗朝的改革：思想、目标与能力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今天我们继续讲北宋政治兴衰。英宗作为仁宗的养子即位，在位四年，执拗于个人情感的纾解，所作所为，实在很难说是一个理想的皇位继承人。这就给他的儿子神宗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心理包袱，神宗必须为父正名，他要向宋朝的列祖列宗、全体宗室和子孙后代证明，他和他父亲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宋天子！神宗必须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他要改变宋朝建国以来在对外关系上的被动局面，开疆拓土，建立超越列祖列宗的丰功伟业；他还要制礼作乐，以兴太平。

年轻皇帝的欲望，像咳嗽和爱情一样遮掩不住。他第一次接见老臣富弼，就“问北边事，条目甚悉。”而富弼当即告诫神宗不要生事，“二十年未可言兵”。皇帝的欲望要转化为国家意志，进而变成政策，推动国家机器的齿轮高速运转，最要命的障碍倒不是一两位老臣的反对，而是现实的财政困难。

财政困难是老生常谈了，造成财政困难的因素可以分为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两种，长期因素主要有三项，第一是养兵政策造成的巨额常规军费开支，宋朝的兵是职业兵，全靠国家财政养活，而且数量巨大；第二是官僚的俸禄支出，宋朝的高级官员待遇之优厚，空前而绝后，中下层官员虽然收入不算高，但也能养活一大家子人，官僚和军人一样，数量众多，开支巨大；第三是给辽和西夏的“和平维护费”，给辽的叫“岁币”，给夏的叫“岁赐”，名目不同代表了国家间关系的不同等级，但在本质上，都是宋朝政府为了维护和平向其他政权支付的保护费。短期因素包括真宗的神圣崇拜运动、仁宗对西夏作战的军费开支，以及皇帝的葬礼。到神宗上台的时候，宋朝国家“四年之内两遭大丧”，连续为仁宗和英宗两个皇帝操办丧事，雪上加霜，“公私困竭”。

财政困境是真实存在的，如何缓解？当时主流的主张很简单，就是“节流”。比如说，关于英宗的葬礼，财政部门的建议是：“不以小啬为无益而弗为，不以小费为无伤而不节。”一言以蔽之，曰能省就省！对于财政的困境，以及“节流”的方针，神宗是了解和接受的。他下令削减了英宗的皇陵预算规模和遗爱赏赐额度，甚至还替父亲当年的浪费做了解释，说：“仁宗的丧事，先帝是过继之子，要避嫌疑，所以不敢裁减，那么，现在就没那些顾虑了——该裁的裁，该省的省。”

葬礼开支可以省，理想怎么办？必须找到那个善于理财的人。谁呢？神宗的第一人选，还真不是王安石，而是张方平。张方平其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财政专家，有着第一流的行政执行力。他做过两任三司使（财政部长）。张方平第一次做三司使，疏通汴河，整顿漕运，卸任之时，为京城积攒了足够三年食用的粮食，和足够六年使用的马料。等他第二次到任的时候，由于前任工作不力，京城粮食只够一年半的，马料才够一年使用。而张方平就任之后，不到一年，京城就有了五年的粮食储备。张方平不但有行政执行力，而且对于国家的财政有通盘的想法。仁宗朝，他上有《漕运十四策》（改善漕运的十四项方针）。宰相富弼为仁宗朗读这十四策，读了足足150分钟（十刻），旁边的侍卫站都站不稳了，而富弼读得投入，仁宗听得由衷赞叹，连连称善。富弼说：“这可不是一般的奏疏，它关系到国家财政的根本。”

张方平的理财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保守主义的改革，张方平有本事在不大刀阔斧进行机构改革的情况下提高旧有机构的效率，让它高效运转，这个人了解宋朝财政组织的运行状况，而且有改善的良方。第二，它是儒家的，和当时的主流一样，张方平同样主张节流，反对一味地靠增收税费来压榨老百姓。

神宗给了张方平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头衔——王安石后来就是用这个头衔来主持政府工作推行新法的。张方平和王安石不对付，他们是两代人，张方平从一开始就对王安石印象极差。如果张方平能够主持神宗朝的政府工作，那么，应该就没有王安石什么事儿了。然而，历史往往被一些偶然事件改变了方向。就在这个当口，张方平的父亲过世，按照儒家的礼制，张方平丁忧守制，暂时退出了政坛，后来也没能再回到舞台中央。因为王安石已经在那里了。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

王安石的理财思路完全不同，他要的是富国强兵，这是先秦法家的思路。王安石宣称“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一眼就看穿，这是汉代法家桑弘羊的做法。民分四类，“士农工商”。所谓“民不加赋”，只是不向四民之一的“农”民加赋。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要求商人、手工业者申报财产以便征税，一辆小车、一条小船都要交税；财产申报不实者，发配边疆，没收财产；还鼓励揭发告密。桑弘羊又实行均输平准之法，贱买贵卖，以政府代行大商人角色。从“国用饶”的角度来看，桑弘羊的确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皇帝、政府和包括“士农工商”在内的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追求整体的和谐共荣与帝国的长治久安，那么，桑弘羊就是失败的，他的经济政策损害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扰乱了经济秩序，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不安，最终引发了民间的反抗。

现代人对王安石的理财政策有一个最常见的误解，那就是认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就是发展生产。伴随这个误解的，还有对司马光的鄙视，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这句话，通常的解释是司马光保守，不承认社会财富的可增长性。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鄙视司马光是很容易的事。我们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社会财富的飞速巨大增长，四十余年间，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城市、国家，财富的增长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闻的。“天地”还是这个“天地”，其间的“货财百物”，却早已不知翻了几翻。所以，我们会觉得司马光真是太保守了。但是，诸位有没有想过，这四十余年来财富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改革开放，制度革新、科学发展、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早已走在前面的西方文明的引领与示范。而这些因素，在司马光与王安石讨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的时候，都没有发生。没有上述这些革命性的因素，又怎么可能出现社会财富的革命性增长？而如果财富总量不增长，那么，理财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分配问题，不在公家就在民间，是“富国”与“富民”孰先孰后、如何协调的问题。司马光说的，一点都没错。事实上，王安石也有过类似的说法。王安石曾经写文章反对奢侈、提倡节俭之风。其中警句，有：

“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天地之间，财富的生长受制于时间（季节日夜），人所能做的工作也同样有限，可是耗费却可以无日无夜，无穷无尽。以有限的财富和人力，来供应无穷的消费，如果不进行节制，那么，积累如涓涓细流，泄散如大水荡荡，又如何才能让老百姓免于贫穷困顿呢？！

这说法，跟司马光的“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是否如出一辙，各位可以自行咂摸。

王安石的法家色彩是毫无疑问的。法家和儒家的区别在哪里？法家是皇帝朝廷至上的，把朝廷国家的目标放在第一位，视人民福祉为必要之牺牲而无丝毫之同情。儒家则试图在朝廷利益与百姓福祉之间寻求平衡，反对扩张性战争，反对横征暴敛。法家是霸道的，为达光明盛大之目的，不惜动用无耻下作的手段；儒家追求王道，认为只有通过正义的手段才能达到正义的目的。法家讲究法制，不承认老百姓的能动性，而是以严刑峻法压迫老百姓服从。儒家主张每个人通过学习成为贤人，改造社会。法家便捷实用，在短时间内就能产生高效率。儒家迂远，从人心到社会，那得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

神宗如何等得？！王安石与神宗的遇合，被当时政坛与后世史家惊为天意，说：“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两个人有着相同的法家底色。神宗还是颍王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拿出来一本自己新抄录的《韩非子》，让王府僚属去校对。他的老师孙永知道了，很不以为然，说：“《韩非》险薄刻核，违背儒家经典中的帝王之旨，愿大王不要在这上头花心思。”听了孙永的话，年轻的颍王辩解说：“我抄这个，只是为了充实王府的藏书啊，我不喜欢它。”这个解释实在是欲盖弥彰，以颍王的地位和北宋开封便利的购书条件，充实藏书，何必要手自抄录，可见是真爱。

自从即位以来，人人都喊节流，神宗的伟大理想藏在心里，不得伸张。唯有王安石告诉他：“且用度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财政困难，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换句话说，开疆拓土的理想可以实现，而又不会干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两全其美，得其所哉！

神宗与王安石一见倾心，从此之后，王安石负责理财，神宗主持开边，宋朝的政治主题正式发生转移。变法的初衷就是这样，变法的结果，下一次我们简单评价。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