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文化篇-政治风气的转折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按照计划，我要用五讲的篇幅来谈北宋政治兴衰。今天是第二讲。为什么要讲北宋政治呢？

第一，任何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朝代的政治兴衰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生命”过程，同为帝制国家，不同朝代之间存在结构上的共性。“把一个朝代的故事讲透，比一遍一遍模棱两可地重复各个朝代的故事，更能揭示本质。”

第二，北宋中期曾经出现了“帝制时代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在“皇帝制度”和“儒家思想”这两大前提规定之下的政治文化，北宋是巅峰。南宋转向内在，金元明清，北方落后观念进入，与华夏旧有的负面因素相结合，于是造成近代之前中国的政治文化。

第三，北宋中期出现了“三代以来”数第一的政治好景，其核心内容包括：（一）分权制衡原则贯彻到国家政权建设的方方面面，基本从制度上消除了威胁皇权稳定、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因素，从内政角度来看，皇权、政权趋向安全稳定；（二）皇帝-朝廷（统治上层）对国家的整体利益有概念，懂得“同舟共济”的道理，比较尊重社会的利益诉求；（三）士大夫集团有能力约束皇权，批评风气盛行，纠错机制运行有效。纠错机制运行有效，这就意味着问题、矛盾有可能在初起阶段、萌芽状态被解决、消灭和缓解，不会演变到无可调和的地步，出现“土崩”之势。如果不考虑外部因素，我们真的可以说，北宋中期似乎出现了走出朝代更替的曙光。

但是，这种政治光亮最终却只是彗星划过天际，没有带来持久的光明。北宋政治的恶化，从北宋的第五、第六代皇帝就开始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帝制时代的政治好景为什么会成为易碎品？这就是我们要追寻的故事。

上一讲说过，在帝制时代，决定王朝政治走向的有三大因素：第一是开国之君的见识、襟怀与格局。第二是守成之主的教育、性格和心理。第三是官僚集团的整体状况，关于官僚，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是是否出现大的分裂。

北宋政治，截至到第四个皇帝仁宗朝，皇帝基本上靠谱，没有滥用皇权以谋私利的。官僚集团的状况也大致不错。建国以来，群臣之间，也曾有过比较激烈的争斗，但都没有到引发官僚集团分裂的地步。比如太祖朝的赵普对赵光义，真宗朝的寇准对丁谓、王钦若，是大臣与大臣之间的权力斗争，但是规模比较小，没有引起中上层官员普遍的“站队”。仁宗朝的范仲淹、欧阳修等年轻一代官员对宰相吕夷简的攻击，以及吕夷简对范仲淹、欧阳修的打击，也有学者解读为“党争”，但实际上远没到那个地步。范和吕属于两代人，彼此之间在权力和权威上存在重量级的差异，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导致官僚集团的分裂。接下来，范仲淹领导的改革运动——庆历新政以流产告终，庆历新政掀起的波澜要大得多，但是它结束的方式也相对温和，严格说来，庆历新政是由皇帝亲自启动和叫停的，而非官僚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

因此，从总体上看，截止到仁宗朝，北宋的官僚集团虽然有矛盾，但基本面仍然是团结的。团结赋予了政治领袖安全感，让他们不必分心去勾心斗角，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家的治理上，不管是推荐人才还是应对时务，都能够出以公心。比如说，欧阳修曾经“一札荐三相”，一封札子推荐了三个未来的宰相，这三个人，若论私交，都跟他有不对付的地方。一个是仇人之子吕公著，吕公著的父亲吕夷简是欧阳修、范仲淹年轻时反对的宰相，他们政治生涯中的最初的贬谪都是拜吕夷简所赐；一个是司马光，他与欧阳修政见不同，并且曾经猛烈攻击欧阳修；还有一个是王安石，他与欧阳修学术思想不同，为人骄傲。“一札荐三相”体现出来的那种廓然大度，是那个时代最优秀政治家的共同特点，他们是真正的谦谦君子，能够以天下之心为心。

帝制时期决定政治风气走向的三大因素当中，开国之君是一次性因素，发生之后就不再变化；守成之主和官僚集团都可能出现变化，其中，皇帝更容易出现变化，最高权力的交接风险重重。北宋政治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五个皇帝宋英宗的上台，给北宋政治带来了强烈的不安定因素。英宗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按照传统的宗法秩序，“大宗无子，取于小宗以为子”，皇帝没有儿子，过继一个侄儿继承皇位，是很正常的事情。同样正常的，是仁宗强烈的不甘心——人家确实是有皇位要继承的。他四十几岁以后，后继无人就成了国家的头等大事，四十七岁时，仁宗又曾经中风，侥幸活命；此后六年，他搏命生子，可惜宫中所诞，皆为女孩；五十四岁，仁宗含恨离世。在距离过世七个月的时候，仁宗正式过继英宗为皇子。但是直到英宗即位之后，仁宗的后宫之中还有一个待产的龙胎——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胎只是乌龙，那里面除了欲望什么都没有。仁宗用生命告诉我们，一个有皇位要继承却没有儿子的男人内心是多么的荒凉凄惨。

宋英宗（1063一1067在位）

仁宗最终亲自选定英宗为继承人，为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迈出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避免了可能的混乱。从这一点上说，仁宗的确是把仁义坚持到底了，他是一个顾全大局的皇帝。但是，他的不甘心和挣扎却直接导致了英宗心理的压抑扭曲。英宗四岁时曾经以“招弟”的名义进宫生活，是被皇帝养过的男孩，因而在一众宗室之中脱颖而出，身份矜贵。随着时间的推移，仁宗生育力不断下降，英宗更被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人视为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人，为了不辜负可能的重托，英宗一直过着严格自律的生活。然而，获得认定的过程却是如此的漫长曲折，其中还不乏凶险。三十一岁，英宗被正式收养为皇子，而不是皇太子——他的命运仍然是不确定的。仁宗的后宫丝毫没有掩饰她们的忌恨，对新皇子态度冷漠，英宗一家入宫之后甚至出现过衣食不周的状况。三十二岁，英宗正式即位，但是后宫仍然掌握在仁宗一系的手中。

漫长的即位过程，让仁宗与英宗成为一对在内心深处相互“抵死不认”的非亲父子。英宗即位的第四天，就突发怪病，不能临朝。仁宗的皇后因而暂时取得了垂帘听政的权力，她甚至表达了换人的想法。幸好，以宰相韩琦为首的官僚集团坚定地站在英宗这边，最终以近乎强制的手段迫使仁宗皇后撤帘归政，让宋王朝顺利度过继承危机。但是，度过了即位危机的英宗却始终没有走出即位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英宗在位四年，基本上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生病，第二件是认爹。前一件他可能是被动因应，后一件却是他主动折腾。英宗的诉求很简单，他要在公开场合叫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一声“爹”。按照礼制，英宗既然已经出继大宗，作了仁宗的儿子，他和亲生父母之间的名义关系就已经发生了改变，公开叫“爹”，于礼不合。这番道理，英宗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之所以把这个议题抛出来，骨子里还是出于对于仁宗的怨恨——仁宗的这个儿子他做的太憋屈了。

英宗的“叫爹”诉求，在开封政坛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激烈讨论，官僚集团分为两大阵营，“叫爹派”和反对派。非常有趣的是，这两大阵营基本上是按照代际和职位来划分的，以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为首的老一辈官员支持“叫爹”，给了皇帝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以台谏官为主的中生代官员，从礼制出发，坚决反对“叫爹”。皇帝生父的名义争夺战演变成了台谏官与宰相之间、或者说两代政治人之间的对峙。台谏官弹劾宰相奸邪，以辞职为要挟，表示“甘与罪人同诛，耻与奸臣并进”，要求皇帝罢免宰相。宰相针锋相对，毫不退让，欧阳修说：“如果陛下认为我们有罪，那就应当挽留御史，如果认为我们无罪，那么，请陛下自行决定。”英宗当然选择站在宰相这一边。最终，英宗为他的生父赢得了父亲的称呼。

这场胜利实在是得不偿失，它败坏了英宗的形象。假定英宗得享天年，像他的养父仁宗一样做了四十年皇帝，后来又有许多英明的作为，那么，“叫爹”事件就只不过是一桩小事，并且会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情。可惜的是，英宗的生命过于短促，只做了四年皇帝，根本没有时间展现他的抱负和心胸。英宗的历史形象就这样定格在了那里，不了解他内心委屈的人，会把他直接当作一个任性妄为的人，不是吗？仁宗给了他继承皇位的权力，他却拒绝出席仁宗的祭祀典礼，反而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哭着喊着地为自己的原生父母争取本来不属于他们的荣誉！这一切对英宗乃至他的血统的影响是恶劣的。要知道，英宗原本只是普通宗室，按照血缘等级，跟他拥有同等继承权的宗室可是一抓一大把的。仁宗选择了他，肯定是觉得他有过人之处啊，没想到却是这样！

英宗的统治很短，但是影响很长，北宋政治转向的根源，就是这四年里埋下的。因为在英宗的身后，还站着一个不服气的少年，那便是他的长子后来的神宗。神宗聪明、勤奋、有气性，父亲即位之前在宫中所遭受的冷遇，让他不平；父亲即位之后所表现的不堪，又让他尴尬。而神宗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屈服、向命运低头的人。父亲与他名义上的奶奶——仁宗皇后之间明争暗斗，关系恶劣，神宗就懂得行动起来，去讨好老太太，修补关系。他19岁即位，获得了主宰天下的大权。这个少年又怎么可能容忍外界对他血缘的质疑？！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证明自己进而为父亲洗雪荒唐的形象，是神宗为自己划定的使命。

宋神宗（1067年1月25日—1085年4月1日在位）

神宗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开疆拓土、制礼作乐！怀抱着特殊使命的年轻皇帝上台，宋王朝这艘大船必须转向，开足马力向前。这就是王安石变法之前的历史，守成之主的即位故事。这段故事常常被忽略，但是，我恰恰觉得，它是真正改变了宋朝政治走向的东西。这是帝制时代啊，撇开皇帝，哪里还有政治！下一次，王安石、司马光正式登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