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马勇：水土不服的传统与现在

大家好，在上一讲中，我们讲了在近代史上，东西方的冲突和矛盾并不是文明的对立。但这两种文明虽然不对立，期间也总是有一些水土不服。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人有喝热水的习惯，到美国去旅游，早上起来也要先烧一壶开水。包括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些段子，女生总责怪男朋友不关心她，就是因为男朋友总说“多喝热水”。但这种“多喝热水”的责怪，肯定只会出现在中国文明的地区，因为美国人并没有喝热水的传统，他们只会笑笑说“我们只有热咖啡”。当然，这并不算文明的对立，但这里面的确存在文明的水土不服。

先儒与后儒 

在近代，西方文明的进入使中国发生急剧的变化。在这次变化中，中国首先应对的是西方文明的刺激，产生的第一个应激反应，就是对中国传统怎么看？我们开始审视、反观自己的文明传统。

16世纪，利玛窦到中国来之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儒家传统、儒家观念中，所指的儒家是哪一个儒家？是王阳明的儒家？还是朱熹的儒家？还是董仲舒的儒家？还是孔子的儒家？

因为董仲舒、朱熹、王阳明、陆九渊等这些拥有儒家知识分子身份的人物，对孔子思想的解读都不一样。我们今天习惯用叠加式的方式来谈传统，但事实上，传统具有强大的多样性，简单叠加是不妥当的。

（利玛窦）

具体到利玛窦的问题上，我们来看，利玛窦当年与中国学者探讨了先儒和后儒的区别。从孔子的原始儒家、到王阳明的儒家，再到王阳明后学的儒家，这些“儒家”和“儒学”其实有着很大的不同。

清朝初年，满洲人入关，清朝在面对关内万里河山的同时，也面对着大批明朝的遗民。明朝遗民大多不愿意接受满洲人的统治，不愿意任职和臣服于满洲人。于是这批明朝遗民大多选择了隐逸，要么做学问，要么当个村夫野老。当然，这批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明朝遗民，在闲居乡野的时候，总是要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引以为傲的明王朝会灭亡？对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明王朝灭亡的原因，阳明后学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黄宗羲（明朝灭亡后隐居著述，不仕清朝））

简单来说，“阳明后学”就是王阳明的后学，王阳明学问的继承者们推展、扩充的一个学派。王阳明本身是一个实践派，他有理论有实践。我们现在学习王阳明的《传习录》，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伟大人物。中国近代几个重要人物也都曾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包括近几年也产生一股“阳明学热”，这是因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曾国藩、蒋介石、毛泽东、等这些对后世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家。

（王阳明）

王阳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将内心自我的强大发挥到了极致，认为世界的存在是基于人的思维，我思故我在。这种对于人的主观的强调，使得主观诉求成为一切行为的核心。导致后来革命的发生，包括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系列社会变化，都与王阳明的哲学有着莫大的关系。而在明末清初检讨阳明后学的声浪中，顾炎武、黄宗羲等这批从明朝走过来的大思想家，从他们的反思中，我们会发现他们认为王阳明的弟子们对儒家的解读不如阳明学。

在明遗民看来，阳明后学坐而论道，空谈天道人性，面对危险只能“临危一死报君王”。但不论是阳明后学，还是阳明学，跟孔子的儒学、董仲舒的儒学，肯定又具有更大的不同。那么，王阳明的儒学和孔子的儒学有什么关系呢？虽然都是儒家系统中的重要派别，但是双方观点千差万别。所以，利玛窦等就认为，要看到中国传统内部先儒和后儒之间的差别，这个差别如此重要。

因为我们可以得知，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架构，无论这个架构是否适应于这个时代本身，但对于这个思想的评价，都只能放到这个特定时代的时间轴中去讨论。所以从利玛窦的问题，我们会发现，中西之间的不同，不是文明的对立，而是文明的冲突；不是中西之别，而是古今之争。

有工人，无工业 

当然，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能对这个古今之争看得很明白了：古今之争与是否是东方、是西方无关，而更多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冲突。自古以来，中国虽然强调士农工商，承认“工”这个阶级，但中国的“工”一直不构成产业工人，并没有形成一个工业产业。

虽然，我们的手工业一直很发达，墨子就是手工业者的祖师。即使是在今天的乡村，我们依然存在着许多不需要土地的手工业劳动者，例如木匠、花匠、泥水匠等等。

在中国的四民社会结构中，“工”在第三层，应该说明各个行业对它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但这种“工”并不能构成一个工业产业。中国的工业产业是到了工业革命真正发生之后，受到西方的影响、引导才开始形成的。因此，中国工业产业的形成，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后，1860年才开始工业化运动，比西方迟了一百年。我们的工业化是从零开始的，所以每当讲晚清的历史，大家习惯认为晚清一片黑暗，但我却认为晚清是一片光明的历史。晚清的历史不是往下走，而是逐渐往上走的。我们的工业文明自晚清从零开始，最后到清帝国结束。1911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在整个国民收入当中，占相当高的比例了，工业化从1860年到1911年，大概50年的时间，得到了迅猛发展。上海、广州、福州、武汉、天津等重要的经济中心，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汉阳铁厂）

在清末，如果从当时中国的经济国际化程度来看，我从一个历史学者的立场严肃地说，比我们今天要高很多。之所以讲国际化程度高，是因为1895年的条约规定外国资本在中国可以自由投资，自由进出，没有外汇管制。1946年的《中美新约》，规定中国和美国可以自由居住、自由来往、自由投资，直到今天台湾还在执行中美条约。而美台之间的自由投资、自由往来，是我们直到今天也争取不到的一个结果。

（《马关条约》）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东西之间、中外之间不是一种平行的地域冲突，而是一种纵向的中国古代和现代之间的冲突，是中国的传统和现代的冲突，是传统的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

农业文明、熟人社会 

这种冲突，并不是因为中国传统的一成不变，不能适应。而是因为中国并没有一以贯之的传统，中国传统如此多样，绝对可以适应工业文明。那么在古今问题上，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冲突问题上，到底哪里出了矛盾呢？说到底，这就是一个伦理价值观的转换。如果将这种伦理价值观的转换，放到儒家的讨论体系当中，也不是问题。儒家体系中接受价值观的转换，孔子最早提出的是随移的变法，我们也推崇讲识时务者为俊杰，这都是儒家的根本原则。儒家的原则强调，一定要和这个时代去吻合，不要和时代去背离，所以儒家是一个很广义的文明体系。那么，这种价值观的冲突，既然不是来自于知识体系和观念的不同，就只能从文明的背景上去寻找原因。在农业文明背景下，刚刚我们也讨论过，人基本上束缚在土地上，地缘政治决定了人的交往方式，地缘政治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重视熟人社会，重视血缘关系。这种农业文明背景下的思维形式和行为方式，甚至在今天的中国也屡见不鲜，也是因为如此，我们至今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改造，中国社会还没有真正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是由原来的农业文明状态、地缘政治、血缘政治主导。

那么这样就可以看到，在农业文明背景下，人际关系必须重视血缘、亲缘，这就是梁漱溟讲的伦理本位。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伦理本位就是一切。为什么西方国家不是这样呢？因为西方完全和农业文明脱离，已经走出了熟人社会，无法再依靠“熟人”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必须去建构另外一种新的伦理关系。

（上李鸿章书手抄本）

在工业文明背景下，就是一个陌生人社会，没有熟人，没有血缘，每一个人都是孤立的。因此我们讲古今的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主要是在讲伦理价值观。传统社会形成的价值观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过去陈独秀曾说，孔孟之道不合乎当时生活，认为儒家伦理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是对立的两极，不可兼容。

（陈独秀）

对于这个看法，我们不能否认其具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那这种悠久的传统是不是拖了现代化的后腿呢？这种看法当然不一定正确。但中国文明在古代和近代之间的差别，使得我们在近代面对外部文化的时候，需要有比较的视野，在比较中西、传统与现代的背景中，不断维新自己的传统。这是我们今天读近代史的意义，也是中国思想的一个根源。

中国的思想根源，其实一直在强调一种维新的进步，后面我们将有一部分内容专门讲维新进步的意义。维新进步的根本不是颠覆，中国文明的基本路径是温和的变化、渐进的变化，这才是中国文明的本原。

好了，在这一讲里，我们解答了上一讲的问题，中西文明并非不能洽合，中西之别更多的是一种古今之争。而这种古今之争，更多地体现为农业文明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水土不服。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讲再继续！

第二讲复习课

你好！马老师第二讲结束了，我们来复习一下。

中西之间的不同，不是文明的对立，而是文明的冲突；不是中西之别，而是古今之争。古今之争与是否东西方身份无关，更多的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并不是因为中国的传统一成不变，儒家强调“与时俱进”，矛盾的根源在于伦理价值观的转换。

伦理价值观的冲突并非知识体系和观念的不同，而是要从文明的背景上去寻找原因。中国长久以来都是农业文明，直到1860年才开始工业化运动，比西方迟了一百年。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改造，中国社会也没有真正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

在农业文明背景下，人基本被束缚在土地上，地缘政治导致人们在交往中重视熟人社会和血缘关系，伦理本位就是一切。而工业文明背景下的社会是陌生人社会，没有熟人，没有血缘，每一个人都是孤立的。

因此，我们讲古今的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主要是在讲伦理价值观。传统社会形成的思维形式和行为方式，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陈独秀认为儒家伦理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传统和现代是对立的两极，不可能兼容。此说虽有些偏激，但并非毫无道理。

总之，中西文明并不是不能洽合的，二者更多的是一种古今之争。，而这种古今之争，更多地体现为农业文明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水土不服。

以上就是本讲的主要内容，谢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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