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马勇：超稳定中国的崩溃

教授介绍

马勇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等研究员，河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主要从事中国学术史及儒家经学、近代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研究。

近代中国的四组关系

您好，我是马勇，非常高兴与大家一起学习清末民初的这段历史。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一种说法，说自晚清以来，中国遭遇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巨变”！可以说到了清末，煌煌中华曾经闪耀过的辉煌和灿烂都不复存在了。

近百年来，中国经历了历史上的诸多巨变，从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到废除帝制、走向共和，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新中国。一百多年当中，中国从农业文明走到工业文明，从乡村型经济架构走向现代城市化架构，也从帝制时代走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时的场景)

这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有太多的关键词：传统、现代、东方、西方、救亡、启蒙、帝制、共和……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百多年的变化？又该如何理解近代中国历史？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要理解中国近代历史，就必须基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改良与革命、启蒙与救亡这四组关系上。所以，在接下来的九次学习中，我们都将围绕这四组关系进行阐述。

下面是第一讲的内容：超稳定中国的崩溃。

“超稳定”结构

开头我们提到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但这句话反过来想一下就是：中国的稳定起码持续了三千年。大家在之前肯定已经学习了由夏商周到宋元明清的所有历史课程，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不是一个跨越性的进展，而是王朝的循环，除此并无其他发展变化，甚至连革命也不是频繁发生。虽然每次革命都会产生一个新的王朝，但社会的结构几乎是不变的。正是这种“不变”，被金观涛先生称为“超稳定”结构，而这种“超稳定”结构的社会，也被称为是东方社会的停滞性。稍后，我会列出金观涛先生的著作，大家可以作为参考书目来读一读。

(金观涛)

五四时期的许多思想家，例如梁漱溟、陈独秀，其实都认同中国是处于“超稳定”结构中的。大家都认为，如果近代中国没有西方势力的侵入、没有来自西方的刺激，中国文明可能就会持续地保持不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史一开始就处于“东方”与“西方”的交织背景中，而中国近代史，则可以被称为是一部回应西方刺激的历史。

话说到这儿，大家可以思考下，如果这个“超稳定结构”那么好，那为什么到了近代不灵了呢？对于这个结构好不好，我们暂不下结论，但是，这其中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好东西”呢？

(《开放中的变迁》)

在传统中国的超稳定历史中，我们曾有过很好的政治体系，其优点可以归纳为两点：分权制衡和卓越的文官制度。

首先，分权制衡。在传统中国，皇权之下的各个权力系统是相互制约的。例如三公九卿的架构，就是表现了权力互相之间，有分工，有协作，有制衡。尤其是我国古代形成的完备的监察制度，从秦初到清末的监察系统都是非常严密的。

(三公架构图)

其次，卓越的文官制度。在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自孔子之后，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文化。15世纪，中西文化开始正面接触，当然这并不代表在15世纪以前中西就没有交融。很多历史故事中，都提到秦朝与罗马帝国有过接触，丝绸之路也表明了东西方之间的往来。但就总体而言，是在15、16世纪，经由大航海时代，东西方才开启了全面的接触，西方人可以便捷地来到东方。特别是到1583年以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罗明坚等人）历经艰辛来到中国，真正开启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接触，迄今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

(利玛窦与徐光启)

所以，五百年前的中国文明，其实是一个逻辑自洽、成就非凡的文明系统，而且基本上满足了农耕社会对文明的需求。我这么说，并不是一种批判。

那么，是什么促使了农业文明的形成呢？我认为地缘因素相当重要。

在农业文明状态中，地缘因素和血缘因素是农业文明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大家会发现，从中西部到甘肃再到青海那一带，包括安徽皖南山区到贵州山区，这些地区目前仍然是农耕状态，并且具备以血缘、地缘为主的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因为在农耕社会的形态中，就必定会产生适合它的中国传统。

过去我们批判被君主专制、帝王专制、阶级划分、男权主义等贬义词包裹的中国传统，认为中国文明在过去的批判话语系统中，总是呈现出一种“不良”面貌。但在今天看来，中国传统虽然有很多糟粕，但客观地从历史角度出发，中国传统文明确实满足了当时农业文明的需求：简单。

这种简单，体现在治理模式上就是“不扰民”。如何最大限度、最小代价、最宁静地去处理社会问题，构建一个最为廉洁有效的政治体制。

16世纪，利玛窦来到中国。此后两百年，西方文明对中国始终持一种仰视的态度。如果我们再去看《中国杂记》，会发现利玛窦不论走到哪儿，遇到的都是彬彬有礼的中国官僚阶层，无论是总督，还是知县。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官僚阶层，自小就被严格训练，必须饱读诗书才有可能在科举体系中得到秀才、举人、进士，然后当七品芝麻官——知县。

这批饱读诗书的官员，在任期满后遵循“告老还乡”的传统，将满腹学识和史书典籍带回民间故土，成为了一名乡绅，成为了传统中国的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这种行为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留下了大量的典籍。直至今天，在大数据算法的时代下，我们也无法见到有一个人能够号称掌握所有的中国典籍。

而这就是就是中国古代的乡绅治理体制。

在这个卓越的文官制度下，知识生产者们读书、从政、积累家产，退休后回到老家，再影响地方。很多研究表明，一个进士可以对周边方圆五十里造成影响，起到督促学习和缓解乡邻矛盾的作用。这就是中国古代良好的政治传统下形成的社会治理秩序。

错过的机会

同时，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给西方也造成了许多影响。在16至18世纪，西方人一直在向中国学习，东西方这种友好促进，一直持续到乾隆中期。乾隆中期是中国政府经济最发达的时候，而那时的英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需要财富、资源和市场，中国又恰好满足了所有条件。如果当时中英之间按照英国政府的期待，建立了外交往来，中国用自身的财富与英国的新技术进行交流接轨，那就意味着在1793年左右中国就已经进入了近代社会。如果当时中国依靠英国的工业革命，完成了自己的技术革新，实现了工业化，那后来发生的历史将被完全改写。

但是，历史的遗恨，就在于没有“如果”。1793年，英国政府派出马戛尔尼来华访问，但在访华的前四年，英国人的邻居——法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而这件大事，就是历史的宿命。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

1789年，世界闻名的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大革命把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推向高峰，自由资本主义从那时开始发生。经过漫长的一到两百年时间的混乱，法国从帝制走向共和，形成了西方民主底色。但是，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正面评价，是一种“后知”之知，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可不这么想。法国国王被推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也隐隐传到了中国，但并未引起当时中国的重视，只觉得“法兰西离我们远着呢”。

(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可是，四年后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访问，在彼此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了解了法国大革命的情况，对此感到十分惶恐，停止了和英国人的建交。所以，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任务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方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慌造成的。这种恐慌，甚至使清帝国决定中止跟外部世界的往来，关上大门，先保证自己的安全。而这就是历史的宿命，东方错过了工业革命，失去了提前进入近代社会的机会。而西方世界，在经历一次次革命的阵痛后，反而生发出了巨大的活力。

天下为公

在儒学理论中，有一个很天才的猜测。据儒家经典《礼记》的《礼运篇》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种“天下为公”的思想，就是对人类最终要走向一体化和一致性的预测，而这种一致性，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全球化。

(《礼记·礼运·大同篇》)

在中国超稳定的结构中，社会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在过去已有的几千年历史当中，人类最初面对的困难，是无法单独解决的，于是人类才开始结成一个村庄、一个小的共同体，来应付一般野兽的伤害。但还是没办法应付另外一个大的群体的伤害，这样慢慢就组成了一个社区。从一个社区慢慢整合，到了商周时期，形成了几百个、上千个国家。于是在一次次的冲突和融合中，再继续合并。人类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从一个小的共同体合并到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中。人类文明的共同体也是不断从小往大的过渡，这个趋势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因此，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东方和西方仅仅是一个历史性的名词。

但是，从清代的中晚期开始，准确地说，从中国近代开始，东方与西方的关系呈现出的就不仅是东西之争，更是古今之争的特点。

在过去的几百年当中，一旦提及“东方”与“西方”，会明显感觉到一种身份性的自觉，就是“我是东方的，他是西方的”。但当我们面对另外一个星球的文明的时候，身份就会自觉转化成一种地球人的自觉，这说明人类的共同体在如滚雪球般不断地扩大。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就可以说东方和西方，有变，也有不变。我们再回望近代，会发现其实“东西冲突”，并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因为从传统中国的历史来看，对于任何好的文明的成就，中国从来都是来者不拒，所以东西方冲突的根本之处，不在于文明层面，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们下回分解，请大家持续收听第二讲。

第一讲复习课

你好！马老师第一讲结束了，我们来复习一下。

在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不是跨越性发展，而是王朝循环，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发生变化，金观涛先生称之为“超稳定”结构。在传统中国的超稳定历史中，我们的政治系统有两大好处：分权制衡和卓越的文官制度。

皇权之下各个系统相互制约，监察系统非常严密。科举考试使得中国官员自小就受到严格训练，饱读诗书，“告老还乡”后成为“乡绅”，给民间社会带去大量典籍并从事乡村建设。

五四时期，许多思想家都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西方势力的侵入，中国文明可能保持不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史一开始就处于“东方”与“西方”的交织背景中，中国近代史，可以被称为一部回应西方刺激的历史。

1793年，英国政府曾派出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访问，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当英国人把邻国发生的动荡、混乱特别是国王被送上断头台告诉中国人后，清廷方面感到恐慌，停止与英方的建交，闭关锁国。也正因如此，我们错过了工业革命，十分可惜。

《礼记·礼运·大同篇》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对人类最后要走向一体化和一致性的预测。过去几千年历史中，人类文明共同体不断从小往大过渡，这种趋势是不可逆的。因此，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东方和西方仅仅是历史性的名词。

回望中国近代历史，呈现出的不仅是东西之争，更是古今之争。东西方冲突的根本之处，不在于文明层面，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们将在下一讲为您揭晓，感谢您的收听。

马勇老师书单

第一节课

中国通史近代部分参考书：
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
2、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4、 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5、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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