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文化篇-“忠”的观念演变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今天我们来谈谈传统中国的“忠”的观念。“忠”就是“忠诚”的“忠”。我猜，一说到“忠”，大多数人脑子里首先蹦出来的肯定是“忠君”“忠臣”这样的词语，接下来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有毒的陈腐观念了。2014年上映了一部电影《绣春刀》，很多人都说好看，那里边有个锦衣卫军官沈炼，张震演的，很帅。沈炼实有其人，但不是军官，是文职人员——锦衣卫经历，七品小官。他喜欢喝一口，“少饮辄醉”，醉了之后会用筷子敲着碗沿打拍子吟诵《出师表》《赤壁赋》，吟罢几声长啸，以抒胸中郁气。明嘉靖三十年（1551），沈炼越职上书，弹劾权臣严嵩，被贬到西北戍边，又调查、揭发当地驻军劫杀平民谎报军功事。最终，严嵩父子与边防将领合谋，捏造罪名，对沈炼处以极刑，满门抄斩。沈炼作有《臣事君以忠论》，他的结论是臣对君的忠诚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父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不义，妇不可以不贞；朋友不孚，吾不可以不诚；而曰“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此儒者之误也。

这段话，我把它翻译解释一下：“父亲可以不慈爱，儿子却不能不孝顺；丈夫可以不仁义，妻子却不可以不贞洁；朋友可以不讲信誉，我却不可以不诚实”；（子对父的孝，妻对夫的贞，我对朋友的诚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那么，臣对君的忠也理应如此）可是竟然却有人为臣对君的忠设置了条件，说什么“只有君主遵循礼义来使用臣子的时候，臣才需要用忠诚来事奉君主”，这就是儒者的不对了！

这就是沈炼所理解、信奉并且用生命践行的绝对“忠君”观念。即便是贬谪之中，他仍然一面“思亲太行道”，一面“忆主敬亭山”；一面“骂贼心偏壮”，一面“思君意未灰”。那个天天躲在西苑炼丹，偏听偏信，不理国政的嘉靖皇帝，从来没有上过沈炼心中的黑名单，他只恨奸臣，不怨昏君，忠君之心，超过最死忠的死忠粉。这位大概应该也挺帅的“有明忠臣”沈炼，非常符合现代人对传统中国愚忠的认识。

明太祖朱元璋在九泉之下，绝对可以含笑安枕了。朱元璋曾经创立“天下士夫不为君用”罪，用严刑峻法打击那些拒绝与新政权合作的士人，剥夺了中国读书人隐居的自由，试图把他们都变成驯服的工具。朱元璋以强权暴力求而不得的，过了180年，到了沈炼这里，竟然内化成了一种信仰。只可惜，像沈炼这样真信的人不多。忠君绝对化到了这样一种完全“无我”的地步，已经背离了人性，除了一二忠臣烈士，大多数人就只能嘴上说说了，说得越响的越是不信。远离人性的，只能走向虚假，越严格越孱弱，上头的和下头的都是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合起伙来演戏，也不知道骗谁。

沈炼在那段话的最后，批评了一种异端邪说：竟然会有人说“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忠君竟然敢谈条件，这是哪里来的儒者，竟然混沌至此？！沈炼很气愤。那么，诸位可知道这位儒者究竟是谁吗？

下面请大家打开《论语·八佾篇》，我们一起来读：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没错，明朝的忠臣、屈死鬼沈炼所反对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句话，千真万确，就是孔子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没那么多曲折：臣子对君主的忠诚是要讲条件的，君主以礼待臣下，才配获得臣子的忠诚；反过来，就像南朝梁的皇侃所推论的：“君若无礼，则臣亦不忠也。”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礼义换忠诚，这就是原始儒家的君臣关系论说。这里的“忠”指的是在君臣关系中居于“臣”的位置的一方的行为方式。但是，这还不是“忠”的本意。“忠”这个概念出现的很晚。甲骨文、金文当中都没有“忠”，可以确定为西周作品的《尚书》各篇以及《诗经》、《春秋》中也没有“忠”。最早出现“忠”这个字的，是春秋时期的私人著述：在《论语》中，“忠”出现了18次；其后，《左传》中有72处“忠”。举几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里的“忠”都是它最初的含义。那么应该怎样理解“忠”最初的意思？南朝梁的皇侃解释说“忠者，中心也”，把忠解释成内心所秉持的。宋朝的陈祥道在皇侃的解释上加了一个动词，说“忠谓尽中心也”，也就是说“忠”就是按照内心所秉持的原则行事，尽力而为。换句话说，“忠”所强调的，不是一个人在“关系”或者说“名分”中的外在的行为规定，而是一个人“内向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彻底追求”，正是在这种自我完善的彻底追求之中，这个人才由内而外地生发出“一种自觉的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行为”。这是新生的儒者在那个礼坏乐崩、新旧交替的时代对自身提出的最高要求。旧秩序在崩塌，人欲横流，儒者没有权势可以依凭，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过去所遗留下来的知识与智慧，通过对于历史经验的思考，儒者自以为掌握了拨乱反正的钥匙，他们以道自任，身体力行，试图通过对自身的高标准、严要求影响感化他人，从而实现社会的改造。

“行道”是儒者的人生理想，“行道”的方式有多种，其中之一是“得君行道”，得到君主的信任，参与国家的管理，从而推行道德理想。“得君行道”让“儒者”与“君”之间发生了关系。从儒者的角度来看，“道”和“我”，或者说“我心中的道”是第一位的，“君”是第二位的。“我”以“忠”的态度“行道”，若“君”能行我之道，我则“以道事君”，“事君以忠”；如若不然，我可以弃权位如敝履，退回到我自己的世界里去，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像颜回那样，“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所谓“君臣义合”。原始儒家所主张的君臣关系是不稳定的，可以随时解除，而决定是否解除的权力在臣，不在君。这样的主张，到了明太祖朱元璋这里，那就是混账之极，大逆不道的，简直要直接刺瞎他的双目，分分钟不能忍，是要“打了来问”，本人凌迟，满门抄斩的。所以明朝有清洁版的《孟子》，删掉了上面那些扎心之论，阉割了儒家残存的锐气与风骨，也消除了实现政治改良的最后一点可能。当然，明朝会如此，我们不能只责备朱元璋气量褊小，他虽是汉人，可是受的是元朝蒙古人的教育，所继承的也是金元落后文化改造之后的文化中国。

传统的君臣关系走到明朝这里，真就进了死胡同了，它的后果必然是皇权无限膨胀走向专制，臣子失去尊严，沦为精神上的奴隶，先失去自由表达的空间，继而丧失自由思考的能力。这样的君与臣，因为彼此都认同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倒也可以相安无事。麻烦就在于，由这样的君臣所运行的国家机器，基本是不可能有什么生机与活力的，它缺乏自我修正、应对内外变局的能力。

当然，原始儒家所说的那种自由结合的君臣关系，其实在秦汉以后已经难以为继了。春秋战国，各个诸侯国同时并立，他们彼此承认为华夏，但同时又互相竞争。所以，周游列国寻求可以合作的君主，合则留，不合则去，既有可能性，又不违反大的族群认同。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政府，舍此之外皆异族荒蛮，“找工作”已经没得选了。秦汉以后国家制度的巨大变革彻底改变了君臣关系，用苏轼的话来说，“秦汉以来，士贱君肆（士人的地位下降，君主越来越张扬）。区区仆臣，以得为喜（臣子变得像仆人一样，得到官位就欢喜的不得了）。功利之趋，谤毁是逃。（功名利禄，趋之若鹜，还哪管什么是非毁誉！）”。

但是，即便如此，在宋朝，原始儒家那一套君臣关系论说在原则上仍然是有效的。朱熹曾经跟他的学生讨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朱熹说：“从人臣的角度来说，当然不可以不尽忠。但是，君主又怎么能不遵循礼义来驱使臣子呢？如果我们只强调臣下要尽忠，却不提人主应当怎么样。那么那些无道之君听了，就会说，人臣就应当尽忠，就算我无礼，他们也得尽忠。这样一来，在上位的人就会肆无忌惮了。后来的人要避君主的忌讳，大多不肯把这一层明说。却不知这样做会让君主不遵循礼义，最终导致君臣双方都不能善终，这分明是害君主啊！”

在宋朝的名臣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介乎于原始儒家和明朝那种绝对忠诚之间的“忠”。这种“忠”，又分为“大忠”和“小忠”。“大忠”这个词，是范仲淹在表彰他的前辈名臣寇准的时候说的：“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这句话的背景就是澶渊之盟，辽朝大军打过来，有人主张逃跑避敌，宋真宗略有摇摆，宰相寇准坚持皇帝亲征，最终把真宗带到了黄河前线，扭转战局，宋辽签订澶渊之盟，赢得了120年的和平。在整个亲征过程中，寇准比他的皇帝立场更坚定、态度更坚决，最终把皇帝和国家都带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大忠”寇准忠诚的对象，是江山社稷、天下苍生，而不是皇帝个人。在人格上，大忠与皇帝平等；在见识上，大忠可以高于皇帝；因此，他可以纠正皇帝的错误缺失，从而保证国家的利益。寇准的政敌王钦若、丁谓的选择与寇准是相反的，他们的忠诚的对象是皇帝本人。因此，当皇帝害怕的时候，他们会为他寻找逃跑的名义和路线；当皇帝因为跟“夷狄”签订合约觉得没面子的时候，他们也能敏感地捕捉到皇帝的情绪，为他寻找纾解的药方。然而，皇帝的心情舒展了，天下苍生却遭了殃。

2012年在百家讲坛讲寇准的时候，我造了一个词，叫做“小忠”，来概括王钦若、丁谓这一类人。节目播出之后，某一天，我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中气十足的老人家，他先表扬我讲的好，然后就开始表明他的态度，“王钦若、丁谓是奸臣”。我非常感谢这位老人家。不过以我的书生之见，还是认为，从学理上讲，奸臣应当有里通外国、损害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王钦若、丁谓之流，主观上并没有直接损害、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对于皇帝本人，他们仍然是忠诚的，只是这种忠诚最终伤害了国家——这就好像皇帝本人也可能伤害国家一样。“小忠”忠于君主，也是一种忠诚，而且，如果按照明朝的统治思想来看，这才是最纯粹的忠诚。“大忠”忠于国家，对君主有要求，这样的忠诚，宋朝可以有，明朝就要“打了来问”，先拖出去打板子了。

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