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文化篇-“以孝治天下”逻辑贯穿下的家国天下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八月底到美国以后，有了更多的时间在评论中跟朋友们互动。评论就像是镜子，让我看到别人眼中的自己。“銮镜朱颜偷暗换”，照镜子难免是会暗自心惊的。有朋友反映我在颠覆他们的历史观。我有吗？至少，我没有颠覆的“主观故意”。我只是在老老实实地跟各位分享我的中国历史研习心得。我不是权威，也不相信权威。在阅读中，我与思考者平等交流；在声音里，我跟各位平等交流。如果你听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那又如何？兼听博纳，以广聪明，用你的思考便是。

今天我们来谈谈传统中国的孝之道。不好意思，又要“砸场子”。当今社会认同度最高的传统观念，好像就是孝道。但是，我不得不说，今天中国人对于传统孝道的认识，其实充满了误解。

在说孝道是什么之前，我们先得说说孝道不是什么。二十四孝绝不能代表传统中国的孝之道。二十四孝都是些什么故事、故事里都是些什么人呢？冷酷无情，自私自利，无心肝，反人性。比如“郭巨埋儿”，两夫妇为了奉养母亲，要把亲生的儿子埋了。老婆负责杀，老公负责埋，一边挖坑一边问“死了吧”，老婆不忍下手，说“死了”。老公继续挖，掘地一尺，挖出来一锅金子，而且上面竟然还留一张字条，写着“天赐孝子之金，郭巨杀子存母食，遂赐黄金一釜，官不得夺，私不得取。”鲁迅先生谈到自己少年时的阅读感受，说：“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可是这样的孝子故事，至今还能在某些地方的粉壁上画着，让我每每觉得荒唐。没想到这一次写讲稿，在网上翻论文，竟然翻到了这样一篇论文摘要：

《二十四孝》辑选了从远古到宋代民间流传的二十四个孝子孝行故事。作为传播儒家孝文化的启蒙读物,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它所传递的传统美德至今仍值得继承和发扬。

这样的调调，让我感到一阵发凉，一阵恍惚。今夕何夕啊！“大清不是早就亡了吗？！”我揉揉眼睛，仔细回看发表时间，竟然是2008年。

二十四孝的故事，最缺乏的就是对于生命起码的尊重，别说今天看起来荒唐之极，就是用传统儒家的孝道标准来衡量，也是不可理喻的。“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郭巨竟然要亲自动手把儿子杀掉。儒家又说“父慈子孝”，郭巨竟然要亲自动手把儿子杀掉。杀子之人，也有脸称“孝子”吗？

把二十四个孝子编成一组，作为典范群体进行宣传，根据现存的资料，最早出现在晚唐五代的佛教宣传品当中，孝子人选在不同的时代略有调整，最终固定下来是在元代。二十四孝所体现的，其实主要是佛家（而非儒家）的孝道观念。这二十四个孝子，主要是经过佛教改造之后的本土孝子典型，也有来自印度的洋孝子改装成的本土故事。虽然二十四孝的“孝”字来自儒家，但是它所传递的精神却更接近佛家，比如故事的神异色彩，以及主人公的苦行自虐。孝子王祥在最初的故事里是“剖冰求鲤”的，就是在冬天在冰上凿个窟窿钓鱼，这是很正常的行为；后来就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卧冰求鲤”，要用36度5的基础体温来融化冰层，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苦行啊！郭巨埋儿，我们今天看，是蓄意杀人，从当时讲故事人的立场上来说，则应当也属于自虐苦行之一，因为那个婴儿并不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他父亲的附属物，所以郭巨牺牲婴儿也应当算作是自我牺牲。

二十四孝的故事，具有一种属于宣传的极端的病态，它不合逻辑，拒绝思考，以怪相异行博取眼球，哄骗不值钱的眼泪。二十四孝的确是传统中国孝文化的一部分，但却是其中最为黑暗的那一部分。如果认为二十四孝就是传统中国的孝之道，那就未免厚诬古人了。

说完了孝道不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再说儒家孝道是什么。按照我的理解，儒家所讲的孝，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孝不是单向的，孝要求互动，要有唱有和。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儒家伦理在要求“子孝”的同时也要求“父慈”。朱熹说：“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

第二，根据儒家伦理，孝绝不是子对父的绝对服从，子对父，还负有批评劝导的责任。这一条，本来是儒家孝道的重要内容，可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或者不理会，不管是鼓吹孝道的，还是批评孝道的。比如，“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几乎人尽皆知，赞同或者批评的重点都在“无后”这件事上，那么，另外那两个“不孝”是什么呢？好像很少有人想到要去追究。关于“不孝有三”，东汉赵岐的孟子注是这样解释的：

按照礼，下列三种行为是很不孝的：父母说什么是什么，不顾是非，一味顺从，让父母陷于不义，这是第一大不孝；父母都老了，家里很穷，可是也不出去找工作谋生活，（一言以蔽之曰“啃老”，）这是第二大不孝；不肯结婚不能留下子嗣，断绝了祖先的祭祀，这是第三大不孝。这三大不孝之中，无后最大。（原文：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絶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汉儒解经是非常老实的，谨守家法与师法，赵岐绝对不敢胡说。关于孝子对父母的教育帮扶义务，《孝经·谏诤章》有明确论述：曾子问孔子“儿子什么都听老子的，就是孝道了吗？”闻听此言，孔子好像被什么臭东西熏到了，接连说了两句“这是什么话”（是何言与），又说“这简直是狗屁不通的呀！”（言之不通邪）孔子的指示是：“当不谊（遇到不符合道义的事情），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谊则争之。从父之命，又安得为孝乎？”

传统中国的孝之道不是单向的情感，更不是单方面的服从。儒家孝道讲究的是父慈子孝，“父”与“子”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它们有着不同的行为规范，父亲应当慈爱，儿子应当孝敬。“父”与“子”之间与其说存在着人格上的不平等，不如说存在着行为规范上的差异。孝的内涵包括生命的延续、家族物质生活与社会声望的维系，以及“子”与“父”之间在道义上的守望相助。儿子可以越过父亲直接分辨是非，用正确的东西规谏、引导父亲，这就表明，儿子与父亲在道义面前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在父子君臣的社会伦理之上，还有一个具有超越性的“道义”；在道义面前，“君”与“臣”、“父”与“子”都是平等的。惟其如此，当“君”与“父”背离了道义的时候，“臣”与“子”才有批评规谏的正当性与可能性。这才是原始儒家的孝道。这样的伦理关系定位，即使拿到今天，我个人觉得，也是完全可以接纳的。

说完了孝道是什么，我们再来看孝道的应用范围。传统中国的孝之道所规范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家庭关系，孝之道贯穿在社会伦理、政治秩序和国家的制度、法律当中。帝制国家运行成本中的一大部分都花在了官员的选任管理上面，而在官员的选任管理制度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针对“官员本人”，而是针对于他的家族的。简单概括，这些制度包括：

第一，恩荫制度——达到一定级别官员可以凭借官位为子孙弟侄获得做官的资格。

第二，封赠制度——官员已故的父母、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可以获得荣誉性官衔和封号，仍然在世的母亲和妻子可以获得命妇的头衔，官员甚至可以把自己应得的品阶转赠给已故的父祖以示感激。

第三，近地荣亲，帝制中国的官僚任命，讲究的是避籍原则，一般而言，不允许在本地做官。因此，容许官员担任原籍的一把手就成了莫大的恩典。比如包拯曾经两次担任老家庐州的知州，韩琦也曾担任老家相州的知州。韩琦还为此修建了“昼锦堂”，以表衣锦还乡之荣耀。韩琦的小老乡岳飞就做过“昼锦堂”的保安。

第四，解官侍养。“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父母活到八十岁，家里必须留一个儿子，不能全出去做官；老寿星活到九十，所有儿子都得待在家里。这本来是《礼记·王制》所设想的理想状态，到晋代已经进入国家法令，成了强制性规定。父母年纪还不到八十的，儿子如果愿意在家里服侍，也是受到社会舆论和制度鼓励的。比如宋代的包拯，考中进士之后，因为老爹老妈不愿意离开老家跟他去外地工作，就在老家又待了十多年，直到两位老人家都入土为安，又服完丧服，才出去做官。

第五，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三年之丧。父母过世，解官服三年丧。西汉已经有这个意识，但是并未实际推行，东汉曾经短期实行。晋代以后，三年丧制才开始稳定实行，并一直延续到清末。

恩荫、封赠、荣亲、侍养、服丧，帝制国家对官员孝思的照顾是全方位，无比周到的。如果只看表面，今天的人可能会觉得“哇，这不都是官员特权吗？”的确是特权，但是，所有这些特权都是在制度规范之内的，公开透明，有章可循。你可以说它不平等，但绝不能说这是“不正之风”。在表面的特权之下，是儒家伦理所规定的道德原则——官员在服务朝廷国家的时候，他的身份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家族的孝子，基于这一认识，朝廷国家就必须照顾官员的家族利益。而且，特权的背后还有对官员行为的严格约束。必须为父母服三年之丧，不然就是不孝，纵然一时权位得保，未免身败名裂，比如明朝的张居正。和平时期，当行孝与履职发生矛盾时，行孝才是第一位的。唐代的皇甫无逸在四川做官，老妈留守长安，不幸病逝，皇甫无逸因过度悲伤死在了奔丧路上。可是竟然还有人批评他入蜀不带着老太太，“子道未足，何得为孝？”

从孝道可以推演出约束皇帝的政治理论。举一个宋朝的例子，节度使在唐代为藩镇，在宋是地位尊崇、待遇优厚的荣誉头衔。大宦官王守忠自恃恩宠，向宋仁宗祈求“节度使”的头衔。宋仁宗这个人是感情动物，耳朵根子软，就去跟大臣商量。大臣庞籍一席话就给怼回来了：“从本朝建立以来，就没有宦官当节度使的先例。陛下是最孝顺的了，凡是事关祭祀文物跟宗庙有关的事情，没有不战战兢兢、敬畏而慎重的，这件事关系到祖宗的典制法令，又怎么能破例呢？！”庞籍用来劝说仁宗的逻辑是这样的：整个国家，包括法令制度，都是本朝的列祖列祖留下来的遗产；而陛下是孝子，谨守孝道；那么，陛下就必须克制私欲，尽力维护法令制度。“朝廷的职位是祖宗的职位，不可以任非其人；国库钱物是祖宗之国库，不可以赏非其功；法令是祖宗的法令，不可以罚非其罪。”作为列祖列祖的孝子贤孙，当今皇帝必须谨守祖宗基业，“慎之重之，益自儆戒”，任人唯贤，不私自赏罚，尊重法令，这就是从孝道中推演出的政治原则，皇帝必须遵守。

 在传统中国，孝从来都不只是私人德性，而是关系到伦理秩序、社会稳定的基础性的原则。汉代察举举孝廉，以孝道的履行程度来选拔官员。今天的人可能会觉得没道理，要反问一句孝道和行政能力之间有关系吗？但是在传统中国，“忠臣出孝子之门”，孝是忠的基础。“夫孝始于侍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所谓“古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孝的精神融会贯通于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

现代人看古代，往往只见现象，不见现象之下的思想文化与制度规范。这就好像看池塘里的荷花，只见水面之上的亭亭玉立、映日红白，却不见水下的纵横盘错。批评与赞美都停留于表面，又哪里谈得上继承发扬呢？传统如此，外来文明亦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伦理剧烈冲突的时代，冲突就意味着进步的可能。但是冲突本身并不直接导向进步，导向进步的是冲突之后的反思。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