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四）上

我重又回到了城里，住在一座二层楼的白房子里，它像一口能装很多死人的棺材。房子是新的，却有点像得了怪病那样全身浮肿，又像一个乞丐突然发了大财一下子吃胖了似的。房子的侧面向着大街，每一层都有八面窗户，房子的正面是四个窗户；楼下的窗户则朝向狭窄的通道和院子，楼上的窗户越过围墙可以看到洗衣工的小屋子和肮脏的冲沟。


我通常所认为的那种街道，这里是没有的。房前是一大片冲沟，其中有两个地方被土堤切断。冲沟的左边延伸到犯人劳改场，院子里的垃圾都倒在这里，于是沟底下积满了深绿色的脏水。右边，冲沟的尽头，是淤泥很多的“星星地”，散发着酸臭味。冲沟的中心正对着我们的住房，这里有一半地方堆满了垃圾，并长满了荨麻、野牛蒡、酸模；另一半地方被神父多里梅唐特·波克罗夫斯基辟为花园。花园里有一座用薄木板搭建的油了绿漆的亭子。如果有人拿石头扔在亭子上，那木板定会被砸碎。


这个地方极其枯燥，脏得无法容忍。秋天这块堆垃圾的黏土地被糟蹋得更严重，好像上面涂满了棕红色的焦油，一脚踩上去就被粘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小的地方竟堆上这么多的垃圾。过去我已经习惯了旷野、森林等干净的环境，这个城市的一角却让我感到愁闷。


冲沟后面是一道道破旧的围墙，在它们中间很远的地方有一座褐色的小房子，去年冬天我在鞋店当学徒时就住在这个地方。它离我那么近，更让我感到难受。为什么我又得住这条街呢？


我认得我的老板，以前他跟他弟弟常到我母亲那里做客，他那位兄弟老是可笑地尖着嗓子说：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们俩还跟过去一个样：老大长着鹰钩鼻子，头发很长，外貌令人愉快，看样子比较和善；弟弟维克多依旧是一张马脸，满脸雀斑。他们的母亲（我外祖母的妹妹）很爱生气，常常大喊大叫。老大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很丰腴，白得像个小面包，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刚来几天她就两次对我说：


“我送给你妈妈一件丝绸斗篷，带珠子的……”


不知为什么，我不愿意相信她会送东西给人，也不相信母亲会接受她的礼物。当她第二次对我说送斗篷的事时，我就劝说她：


“你送了就不要夸耀了。”


她吃惊地从我身边后退了两步。


“什么？你在跟谁说话？”


她脸上布满了红斑，眼珠子突出，叫唤了她的丈夫。


她丈夫手里拿着圆规，耳朵上夹着铅笔，听见妻子叫唤，便走进厨房里来，对我说：


“你对她及所有的人都得以‘您’相称。说话不得无礼！”


然后又不耐烦地对妻子说：


“你不要因一点小事就来打扰我。”


“怎么是小事呢？如果你的亲戚……”


“什么亲戚，见鬼去吧！”老板大声喊道，走开了。


我也不喜欢这种人是外祖母的亲戚。根据我的观察，亲戚们之间的关系比外人还要坏，有什么坏事和可笑的事情彼此了解得比外人还要多，造起谣来更恶毒，吵架打架更是常事。


我倒有点儿喜欢老板。他老是优雅地把头一甩，把头发撩到耳朵后面去。这使我想起了那位“好事情”92，他经常高兴地微笑，一双灰色的眼睛显得温厚善良，鹰钩鼻子旁边的几条可笑的皱纹常常有趣地抖动几下。


“你们吵够了吧，两只野母鸡！”他对妻子和母亲说，温和的微笑中露出一口细小而坚实的牙齿。


婆媳天天吵架。我很奇怪，她们怎么那么容易那么快就吵起来。从早晨起，两人头发没有梳，衣服也没有穿好，就开始在房间里折腾起来，好像是家里失了火似的。她们整天忙忙碌碌，只有在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的时候才会在桌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她们吃得很多，喝得很多，直到喝得醉醺醺、累得筋疲力尽为止。吃午饭时，她们谈论吃食，懒懒地对骂几句，为大吵大闹做准备。不管婆婆做什么菜，媳妇总是说：


“我妈妈可不是这么做的。”


“不这样做，那一定做得不大好吃！”


“不，更好吃。”


“那你就找你妈去吧！”


“我是这里的主妇！”


“那我是谁？”


这时老板就出来干预了：


“够了，两只野母鸡！你们怎么啦，发疯了吗？”


这家人的一切都有说不清的奇怪和可笑：从厨房到饭厅要穿过住宅里唯一的一间又小又窄的厕所，送茶炊和菜饭到饭厅也得经过这里，于是厕所就成了各种笑料的对象，常常引出各种可笑的误会。往厕所的水槽里添水是我的职责。我睡在厨房里，正对着厕所的门，也挨近正门的门廊，我的头被炉灶烤得很热，门廊的风则直吹我的脚，我躺下睡觉时便把全部的粗地毯收在一起，盖住我的双脚。


大厅里挂着两面镜子，金色的镜框里装着《涅瓦》杂志作为赠品赠送的两张画，一对牌桌和十二把弯曲的木椅子，房间里空荡荡的，令人觉得乏味。小客厅里倒是塞满了各色各样的细软家具，几个玻璃柜里陈列着“陪嫁”的银器和茶具。屋里装饰着三盏灯，一个比一个大。在黑暗的没有窗户的卧室里，除一张宽大的床之外，还立着一些衣柜和大箱子，从里面散发出一股烟叶和红花除虫菊的气味。这三个房间老是空着，一家人都挤在小饭厅里，彼此都很不方便。喝完早茶后八点钟，老板与弟弟便立即摆好桌子，摊上白纸，搁上仪器盒、铅笔、带墨汁的砚台，开始工作，一人坐在桌子的尽头，另一人坐在对面。桌子把整个房间都占去了，并时常晃动，保姆和主妇从育婴室出来时，身子都要碰着桌角。


“你们别在这里走来走去！”维克多大声嚷道。


主妇生气地对丈夫说：


“瓦夏，告诉他，别冲我大声喊叫！”


“可你也别碰着桌子。”老板温和地劝导她。


“我怀着孩子，这里又那么窄……”


“好吧，那我们到大厅去工作。”


但是主妇怒气冲冲地叫起来：


“天哪，干吗在大厅里工作？”


这时从厕所门后面探出马特廖娜·伊万诺夫娜凶狠的被炉子烤红了的脸，她大声喊道：


“瞧，瓦夏，你在工作，而她占了四个房间还不能把小牛犊生下来。这个来自格列别什克的贵族太太，就那么点出息！……”


维克多幸灾乐祸地笑了笑，老板则大声喊道：


“够了！”


可是媳妇却用其恶毒而又善辩的口才，骂得婆婆狗血淋头，然后倒在椅子上，呻吟道：


“我走，我不活了！”


“你们别妨碍我工作，真见鬼！”老板气得脸色发白，怒吼道，“全家都疯了。知道吗，我为了你们腰都累折了！啊，你们这些野母鸡……”


起初，这种吵架使我害怕，特别是当女主人拿着餐刀跑进厕所里，把门扣上，关在里面疯狂咆哮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屋里顿时静了下来。后来老板双手扶在门上，弓着背对我说：


“来，你爬上去把上面的玻璃打碎，把门钩挑开！”


我灵活地跳到他的脊背上，砸破了门上面的玻璃，但当我弯下身去时，女主人用刀把拼命打我的脑袋，不过我还是打开了门，于是老板一边打一边把太太拖进餐厅里，把餐刀从她手里夺下来。我坐在厨房里揉着被打的脑袋，并很快就明白过来，我白挨打了：那是一把很钝的刀子，连切面包也很困难，何况是人的皮肤，那是无论如何也切不破的；我也不需要爬在老板的背上，站在椅子上就可以把玻璃打碎；再说挑门钩的事，其实也不用我爬上去挑，大人的胳膊长，更方便。打从这件事之后，家里人的吵闹我再也不害怕了。


他们弟兄俩都参加了教堂合唱团，常常是一边工作一边小声地哼哼。老大唱的是男中音：


我把姑娘心爱的戒指


掉——进了——大海里……


弟弟用男高音接下去：


丢掉了这枚戒指，


也就丢掉了我幸福的人生。


从育婴室里传来女主人轻轻的声音：


“你们疯了吗？小孩在睡觉呢……”


或者是说：


“你，瓦夏，已经结了婚，就不要唱什么姑娘长姑娘短的歌了，干吗还唱这个？况且晚钟就要敲响了……”


“好吧，那我们就唱教堂里的歌……”


但是女主人又提醒他们说：“随便什么地方都唱教堂里的歌是不合适的，况且这里还……”她暗示性地指了指那扇小门。


“我们该换换住所了，要不，鬼知道会怎样呢！”老板说。


他也经常说，要换换桌子了，但连续说了三年也没有换。


听老板一家人议论别人时，我就想起了鞋店，那里他们也是这样地议论人的。我很明白，这些老板都认为自己才是城里最好的人，唯有他们知道处世为人的最准确的规则，并依据这种规则（我不懂这些规则）去对一切人进行无情的残酷的审判。这种审判使我对老板们的这种规则产生了强烈的憎恶和懊丧，从而破坏这种规则便成了我快活的源泉。


我的活很多：要干清洁女工的各种杂活，每周三要擦洗厨房地板，洗涮茶炊及铜制餐具，每周六要擦全部房间和两个楼梯的地，要把烧炉子用的木柴劈好，并搬过来堆放好，要洗餐具、洗菜，随女主人上市场，提着盛满菜蔬的篮子跟在她的后面，还要跑商店买东西，进药房买药，等等。


直接管我的人是我外祖母的妹子，一个喜欢唠叨、老要生气的老太婆，她起得很早，每天六点钟左右就起床，只穿一件衫衣，匆匆地洗把脸，便跪在圣像面前，久久地向上帝诉苦，抱怨自己的生活、孩子和儿媳妇。


“上帝啊！”她把手指捏成一撮贴在脑门上，声音里含着泪水喊道，“上帝，我什么也不求，什么也不要，只求你让我休息！上帝啊！施展你的力量，让我安宁吧！”


她的喊叫声把我吵醒了，我从被子下面望着她，恐惧地听着她的热烈的祈祷。秋天的晨光透过淋了雨水的玻璃，照进厨房的窗户里，在寒冷的阴暗中，地板上一个灰色的身影不停地晃动着，不停地挥着一只手。她的头巾滑落下来，小脑袋下面露出稀疏的浅色头发，一直披到颈脖子上和肩上；头巾老是从头上往下滑，老太婆便急促地用左手去把它拉正，嘟哝道：


“真讨厌！”


她挥手拍拍自己的额头、肚子和肩膀，并小声说：


“上帝，你要惩罚一下儿媳妇，哪怕是为了我。把我所有的委屈都算在她头上！其次是请你打开我儿子的眼睛，让他去看看她，看看维克多鲁什卡93！上帝，去帮帮维克多鲁什卡，给他施点恩惠吧……”


维克多鲁什卡也睡在厨房里的板床上。被母亲的哼叫声吵醒后，用半睡半醒的声音说：


“妈妈，这大清早你又在哼叫什么呀！真是要命！”


“好，好，你睡吧。”老太婆歉疚地说。过了一两分钟老太婆默默地摇晃着身体又复仇似的大声嚷道：“上帝啊，让子弹打进他们的骨头，让他们曝尸荒野……”


哪怕是我的外祖父也没有这么骇人地祈祷过。


她祈祷完了后便叫我起来：


“起来，别贪睡了，你不是到这里来睡觉的！……去把柴火抱过来，把茶炊搁上去，昨晚没有把松明准备好吧？唔！”


我努力把一切都尽快地做好，只求不要听到老太婆的唠叨声。可是要做到让她满意是不可能的。她就像冬天的暴风雪一样，在厨房里不停地打转，时而吱吱乱叫，时而大声咆哮。


“小声点，魔鬼！要是把维克多鲁什卡吵醒了，我可饶不了你！到小店去跑一趟……”


平时喝早茶就买两俄磅小麦面包，再给年轻女主人买两戈比便宜的小白面包。每当我把面包买回来时，两个女人都疑心地看了又看，并把面包放在手心里掂量掂量，然后问道：


“没有添头吗？没有？那你把嘴张开！”接着她们便会得意扬扬地嚷起来，“你把添头都吃掉了，瞧，面包屑还在牙缝里呢！”


……我很愿意干活，喜欢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洗地板，擦铜餐具，擦通风口和门把手。我不止一次听到过两个女主人在和睦时对我的议论：


“他干活很卖力。”


“也喜欢干净。”


“就是太鲁莽。”


“嗯，妈妈，是谁教养他的呢！”


这两个女人想在我心里培养对她们的尊敬，可我却把她们看成神经失常的人，不喜欢她们，也不听她们的话，同她们谈话更是以牙还牙。年轻的女主人想必已经发现了她的话对我不起作用，因此越来越经常地说：


“你应该明白，是我们把你从穷苦家里领来的！我送给你妈妈一件丝绸斗篷，还是带有珠子的呢！”


有一次我对她说：


“为了还你这件斗篷，要我从身上把皮剥下来给你不成？”


“天哪，他都要放火了！”女主人吃惊地喊起来。


我感到奇怪极了：为什么是放火？


两个女人常在老板面前告我的状。老板严厉地对我说：


“老弟，你可是要当心点！”


不过有一次他却冷静地对他老婆和母亲说：


“你们也太好了！竟拿这个孩子当马骑！要是换了别人，不是早跑掉了，就是被这种活儿累死了……”


这话使两个女人气得哭起来。他妻子跺着脚气愤若狂地喊道：“难道可以当着他的面说这种话吗？你这个长毛傻瓜。你说这种话，我以后还怎么叫他干活？我可是个有身孕的女人。”


他母亲也哭着哀号起来：


“让上帝饶恕你吧，瓦西里，只是你要记住我的话，你会惯坏这孩子的！”


当她们生气地离开之后，老板严厉地对我说：


“看见了吗，小鬼？为了你，我们吵得多凶啊？瞧，我要是把你送回给你外祖父的话，你又要去捡破烂了！”


我忍不住委屈，就对他说：


“捡破烂也比待在这里强！本来是叫我来当学徒的，可是你教了我什么呢？倒脏水……”


老板抓住我的头发，但很谨慎，我不感到痛。他看着我的眼睛，吃惊地说：


“你着急了！这可不行，老弟，不行啊……”


我以为我要被撵走了。但是第二天，他手里拿着纸、铅笔、三角板和尺子来到厨房里。


“你洗完刀具，就把这个画一画！”


图纸上现出一幅两层楼房的正面图，有许多窗户和造型的饰物。


“这是给你用的圆规！你量一量所有的线，把各条线的两端标在纸上，打上黑点，然后把着尺子，从这一点到那一点用铅笔画上线；先画横的，这就是水平线，然后画直的，这就是垂直线。你就画吧！”


我很喜欢这种干净的活，并开始学习了。可是我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纸和工具时，却什么也不明白。


不过我洗干净手之后立即就坐下来学习。在一张纸上画上了所有的地平线，核对了一下，很好！尽管多出了三条线。我又把所有的垂直线画好，却吃惊地发现，房子的正面歪扭得不成样子：窗户都画到窗与窗之间的间隔上去了，其中一个窗户竟画在了墙外悬在空中，房檐则出现在房顶的中间，天窗开在烟囱上。


我久久地望着这些无法改正的怪物，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想弄明白，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的。问题尚未弄明白，我又决定靠想象来修改它。我在房子正面的所有房檐上、房顶的屋脊上都画上了乌鸦、鸽子和麻雀，而在窗前的土地上画上一些罗圈腿的人，他们虽举着洋伞，也未能完全掩饰他们的残相。然后我又在整个画面上画上许多斜线，把图纸交给了老师。


他高高地扬起眉毛，捋了捋头发，阴郁地问道：


“这是什么呀？”


“下雨了，”我向他解释说，“下雨的时候所有的房子都好像是斜的，因为雨本身就是斜的。瞧，这些鸟——这全是鸟，它们都在房檐下面躲雨。下雨的时候经常是这样的。这边是一些人，他们正跑步回家；瞧，一位太太摔倒了；而那边，是一个卖柠檬的小贩……”


“太谢谢啦！”老板大笑起来，弯着身子，头发在纸上蹭来蹭去，然后大声说，“啊呀，真要把你撕碎，你这个野麻雀！”


女主人来了，她像挺着一个大木桶似的摇晃着大肚子，看了看我的作品后对丈夫说：


“你狠狠地揍他一顿！”


但是老板和善地说：


“没关系，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比他好……”


他在被我画坏了的正面图上标上了记号，又给了我几张纸。


“去再画一次，直到你弄明白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