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 邓小平复出：大船转向，石破天惊

【音频文字稿】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从1978年算起呢？按照官方的立场来说，因为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算是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在会上正式确定了这么几个关键词。

首先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彻底摒弃，然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全党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也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非常了不起的举动。

中国有这么一个特点，党是领导一切的，共产党的一个宗旨就可决定13亿人的命运。

但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就出现一个问题，凡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够给社会创造财富的人才，注定着他们具有远大的未来。最尴尬的反而是原先那些极左人士，那些只会整人的人就面临着没有未来的结局。所以，方向一旦确定以后，国家关于干部政策以及选拔干部的方式，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1978年召开的三中全会，但从我们这代人的切身感受来讲，其实我们对三中全会是蒙的。就像坐在一艘巨轮上的船员一样，我可能还是那个坐在最底层经济舱的人，上面的船长换了，航向变了，但是我们浑然不觉。

后来我才慢慢的知道它的伟大意义，但其实上层建筑，就是驾驶舱里面人知道的价值在哪里，大副、二副都知道航海图变了，航向变了，船长变了，未来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巨变。但作为坐在船仓里面的，特别还不是甲等舱、乙等舱的人，而是坐在最底仓里面的芸芸众生们，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三中全会之前的一些事情，反而我们却感受很深。我记得当时大家都在盼望邓小平能出来，我们认为只有邓小平复出中国才有未来，这是一种全民共识。

后来个四人帮被打倒了。到了 1977年底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县里一位在北京体育大学上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放假回来了。她放假回来后，给我们带来一个前所未有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

我们听完之后都热血沸腾，激动万分，认为中国有希望了，好不容易组织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候，他说我当个后勤部长，管点教育和科技就行了，不引人注目的。但即使就是管这个教育和科技口，邓小平都干出了石破天惊的事情。

他上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主办了“中国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当时郭沫若还没去世，居然抱着病残之躯还为大会写了一首诗叫“科学的春天”，这首诗现在回头来看都觉得十分荒唐，都是口号的堆砌，但是当时作为一代大诗人的郭沫若能这样做，也算了不起了。当时叶剑英元帅也是80多岁人了，也写了一首诗.

但当时最轰动的还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叫徐迟，写了中国石破天惊的一部报告文学叫《哥德巴赫猜想》，把一个数学家陈景润写得活灵活现的，描述了一位科学家在地狱里面去盗火、去探索的过程。多少年来对知识分子从根本上是打压的，随着科学大会结束以后，全中国都动起来了。

我当时感受最深的就是伴随这个科技大会的召开，我们小县城紧跟着开始的，就是全国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原来在我们县里面有一大批被打成“地富反坏右”的人，有的是在国民党时期当过少校的翻译官，有的是去日本留学回来的，很多人都被打到了社会最底层。

像这样的人在当时有一大批，后来伴随1978年整个国家政策的松动，他们重新又被学校返聘重用，又重新恢复了教师的职业，这个时候马上又要开始高考了，所以他们的价值一下子就大了，他们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面绽放出了非常灿烂的花朵。

恢复高考

接下来更好的消息传来了，就是要恢复高考。邓小平当时的决策非常简单，就是一次座谈会就做了决策，决策以后先是内部消息，然后正式文件马上出来。在那次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邀请了一大批的老知识分子，有上海复旦大学的数学家苏步青，北京大学的周培源，吉林大学的唐敖庆等等一大批老知识分子。

这帮老知识分子到了以后，邓小平首先让他们发言，但没想到每个人发言都是在做自我检讨，都再说“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臭老九，下一步我一定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好好的改造”.

每个人都心有余悸，从漫漫长夜里面根本没走出来。后来小平就直皱眉头，说怎么办？这时候就有个后生站起来，说我能不能说几句，这个人是谁呢？他的名字叫温元凯。

温元凯当时是科技大学最年轻的一个青年老师。属于初生牛犊不畏虎，他站起来说“我能不能说几句？”，小平说“你说吧”。

温元凯说中国再也耽误不起来了，中国的高校招生制度一定要改革，再不能够搞“白卷英雄”了，我建议四句话，第一句话叫自愿报名；第二句话基层推荐；第三句话叫领导批准；第四句话叫学校复审。

温元凯事后和我说，他还不敢把话说到极致，不敢说恢复高考、择优录取，他觉得自己说的已经够革命了，说的时候他发现旁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就直皱眉头。

没有想到这四句话讲完以后，小平反应非常快，就接过话头说“温元凯你这四句话，去掉一句话，保留三句话够了。自愿报名、基层推荐、择优录取。不要领导批准，这领导一批准问题就变性了！”

非常了不起！邓小平说完就转过头来问刘西尧，说是今年招生还来得及？刘西尧就说来不及了，因为当时已经是1977年的8月份，邓小平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来不及也得来”，77级就从现在开始去招生。

最后就出现一个奇观。77级是当年的10月份开始考试的，而78级是第二年的6月份考试的，最后入学的77级比78级只提前了半年。所以我们上大学的时候，77级和78级80%的课程是在同一课堂上交流。现在回头来看邓小平说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抢的这一年时间，真是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后来会上就把恢复高考的事情定下来了，消息传出来后，全中国人民为之一振。

整个中国就像重新劫后余生一样，大家处在一种充满希望的氛围里面。

当时我们县城还是很了不起，上千人考试就有300多人考上了大学，被重点大学录取的就有七八十个，我们家四兄妹全部上了名单，而且是三个考上重点大学，这件事很快就轰动了全省。

这种现象既是一个是传奇，也是一个时代悲剧。说它是“好事”，是指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新时代到了，我们成了新时代的受惠者；

为什么说是“坏事”呢？因为这是一段历史的冤屈，本来每一个人在豆蔻年华的时候，应该就像拥有人权一样拥有学习权和受教育权，这本来都是天赋人权，但是却被文化革命这十年给彻底的扼杀了。等到邓小平终于拨乱反正，才使我们有了这么一个学习的机会，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尾巴。但是我就在想，还有很多跟我们同样的人，由于比我们大个十岁八岁的，从此就永远跟这个学校失之交臂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算是幸运者，总算赶上了这趟末班车。

很多年以后我到北大给学生们讲课，我就跟学生们讲这么一个观点，我说你们现在真的都非常幸福，因为你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我说我们当年根本没这个条件。所以，我送你们一个人生的至理名言，经验之谈，当你具备选择自己命运条件的时候，要记住这三句话：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做自己有感觉的事，然后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做好这件事。成功是顺带的结果，不成功，也问心无愧，无愧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