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两个口号”之争 | 分歧到底在哪里？

重读鲁迅，今天是第六十二期。

我们今天要读鲁迅晚年几篇非常重要的论战文章。

回顾：六次文艺论争 

鲁迅这一生“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但这是他最后一次卷进文艺论争。

简单回顾一下，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中国文学界至少有六次文学论争，鲁迅卷入了五次，而且都是主角。

第一次，20年代末，和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的年轻革命作家论争，以革命作家认错求和结束。

第二次，20年代末30年代初，跟新月派的梁实秋，关于翻译和文学阶级性的论争。在气势上鲁迅是占了上风，但是文学究竟是表现人性，还是阶级性，这样的理论问题，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坚持不同的观点。

第三次，鲁迅、冯雪峰和左联作家，批判国民党文人王平陵、黄震遐等人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鲁迅等人完胜。

第四次，瞿秋白跟茅盾，关于文学大众化的争论，鲁迅没有参与。

第五次，鲁迅与左联，批判“第三种人”施蛰存、胡秋原、苏汶等，看上去是左联一方明显获胜。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最后一次，1936年，“两个口号”之争。

这一次不能说是鲁迅明显地获胜，但也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方的胜负。“两个口号”之争，在文坛派别、人事上的影响，比前几次更为复杂深远，也是对鲁迅晚年的心情和身体消耗最大的一次论争。

如果说鲁迅在五四以后近20年，一直在与人笔战中锻炼自己的文风、铸造自己的思想。这最后一次，在我看来是最困难、最有苦难言的一次笔战。原因是这最后一次笔战，离文艺、思想关系比较远，离政治、人事关系比较近。后者不是鲁迅的所长。

鲁迅的愤怒 

鲁迅一生与人笔战，其乐无穷，但都是纸上的战斗，如果转到执笔以外的论战，就不一定胜券在握了。

鲁迅在《花边文学》一书的《序言》里说起过，“花边文学”这个概念，原来是用来贬低他的一个称呼，

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

所谓的“同一营垒中的青年战友”，指的就是左联的成员廖沫沙，他写的文章让鲁迅很不开心。虽然是文字上的误解，但至少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对于这些误会，是不大会忘却的。

另一件听上去也很小的事情，是有位化名绍伯的人，在《大晚报》副刊上调侃鲁迅“器量狭小”。鲁迅说，

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恨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身体不好，倒是年龄关系，和他们不相干，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

鲁迅在写给私人朋友杨霁云的一封信中，这样来讲绍伯的事情。

1935年，鲁迅在给萧军、萧红写信的时候，把这件事情的愤怒进一步放大。鲁迅这样说，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

这段描写，让人觉得有点可怜。

受伤，舔干伤口，看来就不仅仅是因为廖沫沙、绍伯等人的文字批评了，应该还有一些“给谁都不知道”的难言的苦衷。

当年的笔战，鲁迅跟20年代中期《坟》、《热风》的时期不太一样了。那时鲁迅还没有明确的“同一营垒”的意识，作家孤身一人，在《野草》里也描写过，他都是一个人，不必考虑阵营、战友，所以也不需要躲起来舔伤，还要“给谁都不知道”。

鲁迅的骨子里还是位文人。所以他在“横站”，就特别痛苦。

鲁迅的处境 

1935年9月15号，鲁迅在给胡风的一封复信里，把自己在左联的处境写得非常明显：

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

 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后来很多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一直在研究“工头”是指谁。

我并不是很关心这些文艺派别的斗争，我更注意的是鲁迅当时的心态。

鲁迅一直敏感于奴隶的受压迫和奴才的忍让麻木。现在居然有“工头”在他身后抽鞭子，他却什么都不能说，还要为这个事情向外国人撒谎。

鲁迅的原话：“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要不要解散左联？ 

鲁迅当时并不知道，就在他抱怨“营垒里横站”的“苦境”时，1935年下半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决定了，中国作家的左联应该解散。

这是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共的名义上的领导王明，还有领导成员康生他们的意见。王明等人委托萧三写了封信，通过鲁迅转给周扬等人。

鲁迅在1936年1月19号，收到了萧三的莫斯科来信，看信以后觉得很突然，无法接受。但转信以后，周扬、夏衍等人决定要执行指示。

所以，后来有很详细的回忆，说，夏衍等人说左联要解散，要成立一个新的文化界抗日统战组织，只要抗日，就可以加入；不像左联，要革命才能加入。

他们要成立文化界抗日组织，还是要征求鲁迅的意见，因为鲁迅是左联名义上的领袖，但是夏衍说鲁迅不肯见他们，因此叫茅盾转达。

茅盾晚年写了一部回忆录，叫《我走过的道路》。

如果他的回忆是真实的，那就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当时文艺界的尴尬：指示来自于莫斯科，夏衍等人要执行，但要听民意领袖鲁迅的意见，鲁迅不愿意见他们。因为鲁迅还在生气，抱怨他们是“工头”、“奴隶总管”等。

这些都是文学史上做了很多研究的，今天都是有定论且公开的情况。

茅盾在那时是几方面都不得罪的人，夏衍于是请郑振铎陪着来找茅盾，茅盾就向鲁迅转达了夏衍、萧三等人的意见，并且茅盾本人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

但是鲁迅不赞成：

“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旗一倒,等于是向敌人宣布我们失败了。”

因为，鲁迅要转到所谓的“营垒”，参加这个组织，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鲁迅是一直不相信这些组织，非常强调个人战斗，而且他是不大会妥协的一个人。现在他好不容易转到这里，突然说要解散了，所以鲁迅不同意。

于是，茅盾又向郑振铎、夏衍等人解释鲁迅的意见，茅盾说鲁迅的意见也有道理。夏衍于是回复说，没关系，你不用担心，左联散了，“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

茅盾就带着夏衍等人的话，再见鲁迅并转达了他们的意思。

鲁迅听到“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就笑了，他对茅盾说：“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

结果还是谈不拢。

实际上的负责同志，与名义上的旗帜人物，在要不要解散左联的问题上僵持不下。茅盾来来去去跑了好几回，无功而返。看上去茅盾始终是一个传话人，不过，我再三说这是几十年后他的回忆。而鲁迅当时的印象，鲁迅怎么说？他自己跟他的朋友说：

内幕如何，我不得而知。指挥的或云是茅与郑。

我真觉得如果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说明鲁迅对处在中间的茅盾，也是有误解的。

这件事情接下来该怎么发展，“两个口号”的论争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

这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一章。

我们下期分解。

预习通知 

下期主讲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出自杂文集《且介亭杂文末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