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制度篇-当官儿那些事儿

一、思维导图

二、 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今天我们来谈谈怎么“当官儿”。

“当官儿”好像是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敬而远之的事情。抗战时期，历史学家蒋廷黻应蒋介石的召请，离开清华园，当了官。1938年10月底，大片领土失陷之后，蒋廷黻写过一份遗嘱，以备可能的牺牲，中间有这么几句话，很有意思：

“我虽作了几年官，我未曾直接或间接求官作。作官以解决私人的生活问题，我觉得是不对的。一个人不能解决自己的衣食问题而必须靠政府位置或社会救济，我觉得是可耻的。作官以求贯澈主张，我觉得是可以的，不过有些主张不一定要作官始可以贯澈。”

这段话所流露的情绪，可以代表现代优秀知识分子对于做官的一般态度：第一，“求官做”是可耻的；第二，靠做官谋私利，“升官以图发财”，是不对的；第三，做官应当跟更崇高的追求相关联，比如“贯彻主张”，服务国家。

这种态度与古代士人对于做官的态度，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就是，现代知识分子是专业人士，靠知识服务社会谋生活，所以可以以“求官做”为耻辱；而古代社会分工没那么发达，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士就是要做官的，“求官做”是古代“士人”的必然追求，没什么可耻的。相同的地方就是，古代真正有理想的士人同样也不耻于靠“做官以解决私人生活问题”。他们做官，有大原则，有小原则。“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卷而怀之”（如果朝廷的统治是顺应民心的，就出来做官；如果朝廷的统治荒淫无道，那就远离它），这是大原则。那么，小原则是什么呢？如果统治者是无道的，可是你家里穷，有父母要赡养，那也可以出来做官；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能谋求做大官，有个看守关门的小差使，能养活父母，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努力做大官，实现政治抱负；在政治腐败的时代不做官或者只做小官，远离权势，保全清白，成全孝道。

这种态度，就个人而言是毫无问题的，清高自持，是一种崇高追求。但是，这种态度大概不便普及——如果在乱世之中，有理想的人都“卷而怀之”，躲起来了，那么，谁来拯救老百姓，谁来拨乱反正，恢复秩序，重建文明？总得有人放下姿态，投身浊流，又能在浊流之中保持清白与清醒，将手中的权力化为改造社会的力量，做力所能及之事，一点一滴，为乱世寻求重归治安的路。这样的人，更难得也更令人敬佩。

五代时期有过一个冯道，历仕四朝、官至宰相，事奉过十个皇帝，甚至还做过契丹皇帝的臣子。北宋史家欧阳修对他无情讽刺，不惜断章取义、改动史实、夸大其词，就是要把冯道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直到今天，百度百科上还说冯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节操的人”。什么叫没有节操？就因为冯道没有把忠诚跟某一个朝代某一个皇帝相绑定，对吗？欧阳修这样想这样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欧阳修的时代需要重建对一姓王朝的忠诚。现代人再这么说，就有些可笑了。

什么是节操？冯道的节操就是忠诚于自己的良知。冯道为官清廉，忠于职守，爱护百姓，努力提拔后进人才；出使契丹是可能会掉脑袋的事，没人愿意去，为了国家，冯道去了。冯道有一首诗，文字很浅显，道理很高尚：“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意思是说，不管乱世还是治世，天地之间始终都是有道理在的，就像是车在陆地上走，船在水里行。只要一个人心里头干干净净的，即使在虎狼丛中，也能保持人的尊严。冯道说的虎狼丛，指的是野蛮落后的统治，比如契丹。乱世之中的冯道，心中有道德，方寸未乱，灵台清明，直道而行，尽力而为，绝对值得赞美，是一种更高级的做官典范。

谈完做官的原则，我们该谈谈“实在”的了——怎样才能取得官位呢？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自从帝制以来，每一次朝代更替，都是一次荣华富贵的大洗牌，新王朝的开国功臣通常会获得显赫的权势地位，当然，这权势地位能否延续，要看开国皇帝的心胸，看本朝的制度设计，看后世子孙的成色造化。这种因朝代更替带来的泼天富贵，我们以后再说，这一讲只说普通的，在一个朝代内部，怎么才能当官。

时间短暂，说不了太具体的。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标准来看当官这回事儿：那就是家族与个人，在家族地位的浮沉和个人地位的升降中，哪一个起主导作用，是家族决定个人，还是个人决定家族？用这个标准衡量，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变化的曲线：

从战国到秦汉，是个人的作用不断提升的时期。西周的封建制，当然是家族决定个人的。春秋时期，变化开始了——孔子开创平民教育，给普通士人开辟靠个人努力向上发展的可能性。战国时期，我们看到相当多的游士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诸侯、谋取富贵，个人奋斗的权重在不断提升。比如战国末年的李斯，原本是楚国上蔡的小吏，先跟随名满天下的大学者荀子学习，后来西去入秦，成为秦国的客卿，地位不断提升，最终辅佐秦王嬴政统一天下，成为帝国第一相；李斯的家族富贵也达到了顶点，“儿子娶的都是公主，女儿嫁的都是公子”，长子李由官至郡太守，回咸阳探亲，李斯大宴宾客，整个咸阳的达官贵人都来凑趣捧场，那是李斯人生的顶点。而这一切，都是靠李斯个人奋斗得来的。随着个人地位的上升，家族地位也随之上升；一旦个人失势，家族荣耀也就灰飞烟灭了。

李斯的上升方式具有鲜明的战国特色，可以简单归纳如下：一个平民出身的人投奔名师，学得一身本领；然后东奔西走寻找明主，以主张获得青睐，以忠诚建立信任，以能力获得升迁。这是战国时期多国竞争的特殊背景下的产物。

统一的帝国建立之后，多国竞争的背景没有了。平民想要做官，一般而言，是在本地先从小吏做起，通过工作表现获得上级的认可和推荐，步步升迁。比如秦朝沛郡丰县人萧何，因为“文无害（通晓法令，无人能比）”做到了本郡的主吏掾。这个萧何就是那个萧何——如果没有后来陈胜吴广大起义，萧何就会在这条路上慢慢升上去。

汉代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上级对下级的人才推荐制度，在选人标准上最重视儒家所推崇的“德”，当然，也并不忽略秦代以来就强调的“能力”和对法律条文的熟悉，这就是察举制。察举制之中最有名的就是察举孝廉，但不止于察举孝廉，在很多环节上，都存在上级对下级的察举。我们来看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是相关联的，第一个例子是庐江人文翁是怎么当官的：

“文翁从小就好学，通《春秋》，从郡县的吏做起，通过察举一步步上来，在景帝末年做到了蜀郡的太守”。

第二个例子是文翁到了四川以后对当地干部的培养：

“当时四川还比较落后，文翁决心改变四川的落后面貌，就从郡县的小吏当中选拔了十几个聪明能干的，把他们送到首都长安去，有的跟着博士学儒学，有的学习律令。文翁自己省吃俭用，省下的钱都买了礼物送给博士（让他们好好教四川学生）。几年之后，这些四川学生学成归来，文翁对他们委以重任；又通过察举，不断提拔他们，这些四川学生有的做到了郡太守和州刺史。”

这就是汉代的当官路，第一，还是要读书的，在家里学习律令、儒学，具备基本的知识技能，同时人品要过硬；第二，进入地方政府做小吏，获得基层政府的工作经验；第三，通过察举进入中央，先是做郎官，郎是官，但没有特别具体固定的职务，基本上还处在一种“实习生”的状态，在逐渐熟悉了朝廷的行政过程之后。郎官被放出去，就可以做县长升郡太守了。上边这两个例子当中都忽略了做郎官的过程。察举制度给汉代“先富起来的人”提供了参政的可能性，扩大了统治的基础，是双赢的。

从东汉末年到唐前期，对于崇尚个人奋斗的现代人来说，是一个暗淡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在家族地位的浮沉和个人地位的升降中，家族变成了决定性因素。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诸先生认为这个时期是贵族制的，中国学者则普遍认为这个时期是世家大族主导的时期，田余庆先生更指出东晋形成了几大士族门阀与皇帝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形态——门阀政治。

就我们所说的“当官儿”来讲，这时候的规则很简单，也很令人沮丧。如果你运气好，出生在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这样的一流高门，那么生下来就是注定要成为大人物，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的。出身好的“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出身差的就只能捡他们不愿意做的又苦又累又危险的职务，个人命运的大致轨迹、人生奋斗所能达到的上限，在出生以前就已经写定。这时代真没意思。

到了宋朝，中国社会再度进入一个鼓励个人奋斗的时代，科举制成为了当官的最主流途径。科举最实质性的创新点还不是通过考试当官，而是“自由投考”，几乎任何一个男性，只要他肯读书，就可以自由报名参加考试，通过考试改变命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书念的好，个人富贵唾手可得，家族地位也随之得到提升；反过来，家族之中三代不出能读书的好儿郎，也免不了要没落下去。想当官吗？三更灯火五更鸡，五经勤向窗前读，到了开科的年份就去报名参加考试，一级一级地考上去，从州府考进京，最后考到皇帝殿前，一举得中，金榜题名天下闻。中国读书人的状元梦，从宋朝一直做到了1905年。科举耽误了挺多的事，但就保持社会的流动与开放而言，自有其历史功绩。

好，这就是有关“做官儿”的那些事儿，细节故事，我们后面慢慢展开来讲。

三、名词解释

1.  察举制：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2.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

科举制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获得施展才智的机会。但后期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了应考者，使许多人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思想。

在中国，科举制从隋朝（一说唐朝）开始实行，直至清光绪卅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世界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结束于1919年的越南阮朝），前后经历一千三百余年，成为世界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的办法。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为江南贡院，占地超过30余万平方米。另辟有的中国科举博物馆是中国唯一反映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内容的专业性博物馆，也是中国科举制度中心、中国科举文化中心和中国科举文物收藏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