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2：张惟捷｜尧、舜、禹时期真的存在禅让制吗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厦门大学的张惟捷老师。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了“尚书”这两个字的意思，还讲了《尚书》的构成，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尚书》残留的篇章不全，分为“古文经”与“今文经”等等，想必已经给你留下较深的印象了。从这一讲开始，不拖泥带水，我要给你讲讲《尚书》中的文章究竟写的是什么内容，以及这些内容中引人入胜的智慧与故事。

所谓，人是政治的动物，打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人便无时无刻不受到政治的影响，无论你喜不喜欢它，政治永远伴随在你的左右。

《尚书》就是一部我国最早的政治语录与故事集。

上次谈到它里头收了几十篇文章，根据内容特色上的不同，自古以来我们大体把他划分作“典谟类”以及“诰誓类”这两大类的文章，就像人体由四肢躯干所组成，《尚书》也就是由这两大类文章集结而成的。“典谟”——经典的典，谟是言字边加莫非的莫。诰誓，诰是言字边加告示的告，发誓的誓。简单来说，《尚书》里头这几十篇文章，总之不脱这两大类范畴。

你或许会追问，哎，张老师，那我们这《尚书》，你说典谟、诰誓，就这些看起来硬邦邦的文献，和西方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伊利亚德》等等韵文作品相比较，是不是比较缺乏文学性？我要说很抱歉，这还真是如此。《尚书》的特色，就是用比较古奥的散文体来记载这些历史、政治的一些训诰、一些事件，他的文学美感并不突出。但是即便如此，里头的文化价值与西方经典相比，却是一点都不逊色的。

我们这里就先来说说“典谟”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是典？这里请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古人，活在3000多年前，想要形容一部书、一篇文章，它非常有价值。在你心中，在这个社会上，具有超越其他文书的崇高地位，让你来为它造个字，你会怎么造呢？告诉你，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种巧思，就将这类书的样子写成了捧在手掌之上并高高举起的竹简模样（甲骨文，见下图）

用手高高捧起之后，放在台子上，以示尊崇，就是我们现在人在使用的“典”字。早在甲骨文里头就是这么写的，一直到了小篆，都还是如此（小篆，见下图）

所以古人说“典者，尊藏之册”，这些书册是很好地收藏起来的。“典”是《尚书》各体之首，当然也是《虞书》的首篇，历来都是如此的，可见它的地位之重要。

在今文《尚书》中，只有《尧典》这篇文章以“典”为名。“尧”就是尧、舜、禹的尧。《尧典》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记忆的源头。现存的《尧典》实际上包含了《尧典》和《舜典》两个部分，它包含了尧和舜的部分，追溯了尧、舜两代帝王的德性和事迹，所以你可以意识到《尧典》这篇文章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写到尧的德性，说他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恩泽普施于四方百姓，用许多的形容和修饰来彰显“尧”这个人的品格，说他统一了“神和人”的品格，将他看作一个具有神奇魅力的政治领袖的形象；“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是在表明他的政治能力非常强。

而尧的事迹，其实主要包括了命羲和、命鲧治水，鲧是大禹的父亲，以及禅让于舜这三件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是命羲和——羲氏、和氏是跟天象有关的神，尧命令羲和授时，就是命令羲和之神按照春夏秋冬、东南西北的方位来进行观象并规定时间。这个比较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清楚表示了，在尧之前，中国还不存在明确的时序概念；而在这之后，时间清晰了，历史的巨轮从此滚动不绝。在人类历史上，制定历法、规定时间的人，往往就是最有影响的人。

命鲧治水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这里无须多说。而在书写舜的部分，说他在接受禅让帝位的考验的时候，遭受到上天降下来的诸多考验，最后至帝位、成为神州万国的领袖，大概内容如此，是后代相关传说的最早版本。在《舜典》中，除了刚刚谈到的内容之外，还有一些巡狩四方、命大禹平水土等相关的一些事情。

以上都是尧和舜的赫赫大功。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这些先圣的德性是须臾不能忘怀的，一路传承到了现在。这也是典所必备的一个内容。其实严格说来，《尧典》这篇文章文词虽然比较古老，但并不难读，它不是真正的最古老的文献，而是在战国时期经过了一些改写。由于它的内容非常重要，比较来说，就相当于基督教文化里头的《创世纪》之于《圣经》，如果你有兴趣，我推荐你可以好好地去读一读。

另外，“典谟”中“谟”的部分，我也要为你做一些介绍，首先就是应该先介绍一下它的字面意思。

“谟”其实就是言道——讲道理，有的学者说“谟”就是谋，谋求什么东西，我在这边解释为谋划、献策。总之，“谟”这一类的文章是跟讲道理有关系的，古人将“典谟”并称。今文《尚书》中有一篇《皋陶谟》，古文《尚书》当中另外还有一篇《大禹谟》。

《皋陶谟》这篇文章，记载的是所谓的古代的咨议政治的一个活动。什么叫做咨议呢？就是你来给我提供意见，像参议、咨政等人为君主提供政治意见。这篇文章主要是皋陶对舜的一个施政建议、教诲，所以全文皆为对话形式。《皋陶谟》前半段记载，皋陶说，人的德性有九种，而且强调礼节跟刑罚必须相配，这其实是在强调作为柔性规范的礼节，和硬性规范的刑罚，必须在管理的过程当中相辅相成。你要知道，在尧、舜、禹的时代，皋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司法官员，在当时人们又把“尧、舜、禹和皋陶”并称为是四圣，可见他的地位非常的崇高，尤其是在司法、法律，还有邢法狱讼这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现在，还是中国法治的一个象徵。

另外，皋陶还认为执政应该以民为先。他说过一段有名的话“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跟老百姓是相对的，表示各种施政举措、政治方针都应该以老百姓为优先。后来在这篇文章当中，他还透过“天帝跟大禹”的对话，表达了一些九族相亲，君臣相敬、共治天下的理想，也就是说，展现出我国政治文化上倾向于上下和谐、民族团结的文化渊源。

总之，《皋陶谟》这篇文章充分表现出当时一个里程碑式的理想观念，当时写作这个文章的人对一个美好世界、美好的政治环境的一个向往。所以这边也可以提一句话，禅让，是在《皋陶谟》这篇文章当中多次被提起，而且是占据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当然，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

不过我们必须问起，就上古时期的实际情况来看，你觉得禅让在那时的政治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被真正地施行？会这样提问是有原因的，因为传说中，尧、舜、禹禅让的这个制度，后世儒家的经典当中记载的非常丰富，当然《皋陶谟》就提到这部分，那真正施行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关于这问题的答案，我推荐你去读一读《甘誓》篇。

《夏书》里头的《甘誓》篇，其实就记载了“禅让”制度的终结。《甘誓》讲的是大禹之子夏启，在甘这个地方攻打有扈氏的檄文，甘据说在现在的陕西鄠（hù）县。本来禹也要将帝位传给皋陶，无奈皋陶早死，禹不死心，又传位给皋陶的儿子伯益，不过好事多磨，禹的儿子启又仰赖于诸侯的拥护，而迫使伯益在三年后让位给他。然而诸侯之中的有扈氏却并不认同这种做法，他觉得启违反了“让贤”的政治传统，从而竟然引发两方强强相战，虽然最终，有扈氏与“禅让制”都在那场战争之中一起死去了，但是有扈氏所代表的上古政治观念却永远的为后人所传颂。

想想前面所提的问题，既然禅让自此成为一个理念，那么这种理念是否存在实行的可能性呢？

其实在战国时期不是没有人试过，还真的有一些君主曾经尝试要进行禅让的推行。例如知名的燕国，燕国的国君燕王哙，他就曾经想要尝试把自己的王位禅让给他的大臣，叫做子之的宰相，结果后来却产生了一连串的国际干涉的动乱，导致燕国国力大大衰退，甚至引起了齐国的入侵，差一点就亡国了。由这个实践的例子可知，禅让有时候其实破坏了各方利益的平衡，而绝非是我们理想中的情况。

这样来说，一个人的理想国往往不会是另一个人的乌托邦，这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好，以上我们谈到了有关谟的文章，除了《皋陶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大禹谟》，这个也是相当值得一谈。

它虽然是一篇晚到汉代之后才为后人所创作的谟，所谓的伪古文尚书，不过《大禹谟》有一个必须要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它的内容影响极其深远。现在比起其他的一些《尚书》文献，有更加重大的一个影响力——也就是它的内容，在帝舜跟大禹的对话中，曾经记载了一段所谓的“16字心传”的一个箴言，他说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这段话讲的是人与天道的关系，以及所谓秉持中道的重要性，非常有深度。

简单来说，它的内容是舜帝在叮咛大禹。他说，我赞美你的德性，我嘉美你的功勋，上天将降天命给你，而你终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君。但是要注意，人心惟危，危险。道心惟微，微妙，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实指的就是，人的本心摇摆难测，天道的本质也是微妙不明的，若想好好掌握人民以及天道的本性，也只能透过专精一意，秉行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九州大地。其实这即使放在一般人自我的修养上，也是很好的一种功夫。

这一段内容，所谓的16字心传，影响后代的儒家，甚至整个中国社会既深且远。这个现象也值得让我们来做一个思考，因为这一段话，短短16个字，凡是受过比较好的文化教育的中国人都应该有所听闻。他在两千年来的影响力是穿越时空的，然而他其实却竟然只是挂名《尚书》的一篇所谓的伪作的其中一段内容。

这个落差不禁让我们去思考，所谓的有价值与无所用的差异何在呢？那个真正的价值的绽放是不是一定得受到所谓的真与伪的硬性限制呢？让我们好好反思自己内心天与人的关系，还有反躬自省内心的德性的这段话，却是后人所造的？不知道读者你的想法如何？

总之，我们在上面讲了典与谟的文章。《尚书》里面“典谟类”的文章是一种具有垂训后人作用的追溯性的经典文献。他们的篇数虽然不多，但却是《尚书》里头极为重要的主要部分。例如谈地理的《夏书》中的《禹贡》篇，谈制度的《周书》中的《洪范》篇，也都可以划入“典谟”的范围内。他们那为中华文化千百年来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也令人赞叹，实在具有很高的一个文化价值。

如果没有这类“典谟类”的文章，我们今日作为承载文化的后人，将对尧、舜、禹乃至三代之前的一个中华文化早期源头丧失了欠缺的一个主体性的一个认识，而对文化源头缺乏了解的后果，就是我们将认不清自己。

这里，我要给你留下几个问题，你可以带着这些问题去有目的地阅读《尚书》中“典谟”类的文章。

例如，“我们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五行观念源自何处？五行思想是科学的产物，还是政治的产物？五行与君王有什么制约关系？”答案就在《洪范》这一篇文章当中，你可以去找来仔细研究一下。

还比如说，中国传统地理观念中的九州是，他是从何而来？这九州地区的物产有什么独特之处？像每州进贡物产的种类、税负的等级又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还有，我们常听说的“五服”，家族亲戚中的“五服”关系，它的源头究竟是什么?这些与我们文化主体性息息相关的问题，你也都能在《禹贡》这篇文章中得到答案。

这一讲我讲了“典谟”类的几篇文章，在下一讲，我将为你谈到《尚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诰誓”类的文章。你或许会有这样疑问，张老师，你不是提到，说尚书除了跟政治关系密切外，还保留了上古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吗？没错，这，就是我们在下一讲中马上要谈到的重点，非常期待和你来谈谈诰誓里面的历史故事、兴亡教训。

我是厦门大学的张惟捷老师，我在喜马拉雅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