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顺序 1. 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一带,投降後金,为满洲包衣。
2. 天聪八年任旗鼓牛录章京。
3.崇祯十七年(1644年),随多尔衮入关,任佐领,平姜瓖之叛,参加大同屠城,镇压反 清斗争。官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
4.世祖顺治九年至十三年(公元1652-1656年)曹雪芹高祖辽东曹振彦任大同知府。
顺治九年曹振彦转任大同知府。
1、公道老儿
樊志斌回忆,香山山顶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他讲出了贾宝玉夸袭人是“公道老儿”的由来。“公道老儿”其实是一种植物,香山地区的人都喜欢种它。
不过种它不为收获,为的是划清地界。有些人喜欢贪便宜,每年耕地的时候都往别人家多刨一点,被发现的时候还不承认。
可有了“公道老儿”,一看便知道界限在哪,这块地应该是谁的。因为它的根很深,所以爱贪小便宜的人想刨走很不容易。所以当地人就称这种植物最“公道”。
“曹雪芹当年在山顶住过,所以他很可能是当时知道的‘公道老儿’。只可惜我们第二年想再去找这位老人,却得知他已经去世了。”
2、医德高尚
根据孔祥泽老先生说,20世纪70年代初和吴恩裕先生去白家疃访问,曾听一位村民说:当年前山(指香山)旗里有位大夫时常给穷人看病不要钱。
起初在南边山根一间空庙临时借来桌椅给人看病,后来搬到桥西住。舒成勋先生曾对孔老说,在蓝靛厂原有多家药铺。
曹雪芹经常到这些药铺给病人抓药或配药。孔老还说,雪芹为许多贫苦的百姓治愈了多种顽症,人们称赞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
3、家遭萧索
雍正五年(1727),曹雪芹十三岁(虚岁),十二月,时任江宁织造员外郎的叔父(一说父亲)曹頫以骚扰驿站、织造亏空、转移财产等罪被革职入狱。
次年正月元宵节前被抄家(家人大小男女及仆人114口)。曹雪芹随着全家迁回北京。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刚回北京时,尚有崇文门外蒜市口老宅房屋十七间半。
家仆三对,聊以度日。可是为了偿还骚扰驿站案所欠银两,以及填补家用,不得已将地亩暂卖了数千金,有家奴趁此弄鬼,并将东庄租税也就指名借用些。
再后来,亏缺一日重似一日,难免典房卖地,更有贼寇入室盗窃,以至连日用的钱都没有,被迫拿房地文书出去抵押。终至沦落到门户凋零,人口流散。
数年来更比瓦砾犹残。曹雪芹为着家里的事不好,越发弄得话都没有了,“虽不敢说历尽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领悟了好些”。
4、广交名流
雍正末期,曹雪芹一年长似一年,开始挑起家庭重担,渐渐地能够帮着曹頫料理些家务了。因曹頫致仕在家,懒于应酬,曹雪芹就出来代为接待,结识了一些政商名流和文坛前辈。
在他们的影响下树立了著书立说、立德立言的远大志向,把少时那一派迂想痴情渐渐地淘汰了些,为了家族复兴而努力奋斗,一度勤奋读书,访师觅友,多方干谒朝中权贵。
5、燕市狂歌
乾隆十二年(1747),曹雪芹三十三岁,大约于是年移居北京西郊。此后数年内住过北京西单刑部街,崇文门外的卧佛寺,香山正白旗的四王府和峒峪村,镶黄旗营的北上坡。
白家疃(西直门外约50里)。此一时期,曹雪芹住草庵,赏野花,过着觅诗、挥毫、唱和、卖画、买醉、狂歌、忆旧、著书的隐居生活,领略北京市井文化。
一面靠卖字画和福彭、敦诚、敦敏、张宜泉等亲友的救济为生,敦诚《赠曹芹圃》诗云:“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
曹雪芹长恨半生潦倒,一事无成,“在那贫穷潦倒的境遇里,很觉得牢骚抑郁,故不免纵酒狂歌,自寻派遣”,其正邪两赋而来的真性情愈加鲜明。
曹鼎,1907年生于安徽省寿县,小甸集曹小郢。幼年随著名书画家张树候读书。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1922年考入芜湖省立第五中学,后转入南京新民中学(安徽旅外人士创办)学习。在校期间,他经常阅读一些革命书刊,接触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受全国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影响,曹鼎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决心投身革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
1925年,曹鼎由新民中学毕业返乡,在小甸集国民小学任教。他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经常在寿县、颖上、霍邱等地向农民宣传反对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打倒列强等道理。他关心体贴劳动人民,态度和蔼可亲,群众愿意与他接近,有急难之事愿同他商讨,他也总是尽力为群众排忧解难,群众尊敬地称他“铜菩萨”。
是年,曹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5月,曹鼎受党派遣,与曹广化等人赴武汉投入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洪流。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安徽省临委在汉口指示成立了中共寿县临时委员会。指定曹广化任书记,曹鼎负责军事工作。1927年底,在中共寿县临委领导下,寿县第一个区委——中共瓦埠区委成立,曹鼎被选为区委书记。1929年6月28日,中共安徽省临委派巡视员在上奠寺小学主持召开第四次全县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县委,曹鼎被选为县委书记。改选后,县委机关由小甸迁往寿阳公学并由曹鼎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发动群众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决定各区委要筹备十支枪,以便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3月15日,县委召开各级负责同志和积极分子扩大会,分析形势,讨论今后工作,作出有关政治、经济、组织、宣传、军事等工作的决议。会后曹鼎和与会人员迅速把县委决议传达到各级党组织,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活动,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会组织由几个发展到近百个,会员由百余人发展到1000多人。年底,曹鼎等人以演戏为名,在小甸集召开千人大会,并在小甸、瓦埠、大井、上奠、杨家庙等地领导群众示威游行,手执红旗,高呼“打倒地主”、“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革命气氛空前高涨。曹鼎还带领县委一班人,积极宣传动员群众,开展抗税和抗粮斗争;利用纪念日进行广泛宣传,张贴标语、文告,搜集、编印一些民歌、小调,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卖国投降罪行,号召士兵哗变、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贫雇农抗粮。这一时期,寿县同皖北其他县一样,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群众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193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巡视员方运炽在上奠寺召开寿县、凤台、阜阳三县县委负责干部会议,讨论成立皖北(寿县)中心县委。会议决定在瓦埠地区发动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并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曹鼎担任中心县委宣传委员和瓦埠暴动行动委员会书记。3月29日深夜,参加暴动的农民从四方云集瓦埠北头泰山庙。他们把短枪揣在怀里,长枪藏在秫秸捆内,待命行动。但因负责军事指挥的薛骞有畏惧情绪,迟迟不敢行动,致使国民党区长路奎汉闻讯逃跑,错过一举消灭反动武装的机会。由于情况突变,暴动队伍中有些人欲解散回家,待机再举。曹鼎等人认为,我方行动已被敌人知晓,我不攻敌,敌必杀我,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进攻。方运炽看到群众基础好,人枪已集中又有迫切要求,同意按原计划暴动,同时撤销薛骞的指挥职务,将行动委员会改为皖北红军游击大队,下设三个中队,由方和平(运怡)任大队长,曹鼎任大队政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暴动。3月30日凌晨,在曹鼎、方和平率领下,暴动队伍涌向瓦埠街,在“望春园”饭店门口竖起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上午,三个中队分头逮捕了瓦埠和附近的地主、豪绅十多人,收缴了他们的枪支。未被逮捕的地主闻风丧胆,也被迫把枪送来,有的地主派人来向游击队央求“愿缴半数枪支,不要扒粮食”,曹鼎等同志坚决拒绝。次日,地主杨甫成见游击队员进村,不敢开门,从窗口缴了枪。两天时间,共缴地主长枪100多支,短枪30多支。与此同时,曹鼎派人到瓦埠附近农村,发动农民到地主家扒粮。31日晨,打开方小楼地主家的粮仓,有3400多农民前来扒粮,路上肩挑背扛,络绎不绝,扒走方小楼地主家粮食200多石。
瓦埠暴动的革命行动使敌人震惊,国民党寿县自卫大队和瓦埠区队以及附近地主联庄会武装,联合向游击大队猛扑过来。曹鼎、方和平率队连夜向张嘴转移,占据三个圩子,对进犯之敌奋勇阻击,虽打退敌人几次进攻,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有十几位同志英勇牺牲。在此危难之际,中共小甸支部拼凑几条枪、几十个人冒充小甸集联庄会,两次派人送信与曹鼎取得联系,给游击队让路突围。曹鼎带队突围后,把游击队员和武器分散隐藏起来,以保存实力。历时四天的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揭开了寿县武装斗争的序幕,锻炼了干部和群众,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分散了部分敌人兵力,援助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5月,在南京浦口打入国民党某部任教导连长的共产党员杜一民率部起义,从南京经蚌埠到寿县三觉寺,找到寿县中心县委接上关系后,与瓦埠暴动后分散的武装会合,成立了寿县红军游击大队,约70人枪,由曹鼎任大队长,负责人还有中央派来指导游击活动的李英和杜一民。
游击大队建立后,首先在菱角嘴发动扒粮斗争。菱角嘴地处寿西湖中部,经常受水灾,再加上恶霸地主李惠涛的压榨,人民终年贫苦不堪。曹鼎曾多次来此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激发群众斗争热情。9月22日晚,游击队攻下李惠涛的土圩子,击毙李家兄弟,缴获长短枪7支,发动500多农民扒粮三万余斤;接着又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李惠涛罪行,使群众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是唯一出路。通过这次斗争,扩大了党和游击队的影响,又发展游击队员50多人。
10月,为摆脱敌人“追剿”,经请示党中央,决定将游击队开进大别山与鄂豫皖苏区红军会合。部队由大井寺集中经黑泥洼转向凤台白塘庙。到白塘庙后,黄家坝地下党员黄子珍派人送信来,要求游击队去黄家坝镇压甄、黄两家地主,以鼓舞群众斗志。经曹鼎、李英和凤台县委书记唐志远等人研究,决定先到黄家坝再去南山找红军。11月2日下午,游击队170多人带长短枪120余支向黄家坝进发。3日凌晨,曹鼎等人带领游击队员张贴标语,进行宣传鼓动,当地农民闻风而动,扒开甄、黄两家地主的粮仓,召开大会,将粮食分给了群众。但因岗哨疏忽,地主吕发山偷跑到颖上县勾结反动武装“红枪会”1000多人从西北方袭来。同时,国民党风台县自卫大队和省保安二团也相继开来,将游击大队包围。曹鼎等人研究决定组织突围。从下午至黄昏激战三小时,游击大队子弹打完又进行肉搏。曹鼎已受伤多处仍咬紧牙关与敌拼杀,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英勇牺牲,时年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