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茂相(1566-1630年),字宏家,号石水。泉州奇迹人,御史苏士润侄。万历辛卯二十年(1592)联第进士,时年方二十六,授户部主事。首上疏请朝讲,出使山东。见饥民,以赈恤请,或疑其出位,茂相曰:“饥溺由己,岂异人任耶。”榷浔关,额外多纵舍,行商德之,为树碑。
《文章会》、《苏批三国》、《论捧逗》、《汾河湾》等传统节目
在苏文茂的相声代表作中,《扔靴子》是一个相声小段,这个段子来源于一个外国笑话,是谢添导演对他讲的,经过自己的加工,改编成了一个相声小段。
1957年的一天中午,曲艺团的同事都在电台大厅休息,电台的工作人员搬来了录音设备请他们每人讲一段笑话。苏文茂最后一个讲的,讲的就是《扔靴子》。我们经常在收音机中听到的录音就是1957年那天录制的,已经在电台中播放了整整50年的时间了。
西瓜船作为小说主要的“物”,也承载了多层意义。西瓜船上承载了生命,承载了城乡之间的矛盾,承载了丧子母亲的悲痛与无奈,同时,西瓜船作为连接小说前后部分的重要载体,也很好达到了苏童所指的“平衡”,悲剧与温情中和,恶与善共存。
《西瓜船》按其情节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作为小说主要呈现的“物”——西瓜船,似乎仅仅只是充当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并没有参与到故事中来。
陈素珍在的张老头的西瓜船上买了一只白瓤瓜,想找张老头换瓜,却不料西瓜船早已走得七七八八,只剩下福三的船,换瓜不成心有不甘,便讹福三,却不料被福三识破,两人因此有了口角。一个城里人,一个乡下人,苏童在这里有意表现出城乡对立。城里人对乡下人总是有鄙夷跟偏见,表现在语言上就如陈素珍所说的“乡下人,总是要骗人的”,言语间还透露着一种信息,那就是城里人对乡下人的偏见是由来已久的,而且是先入为主的。当然乡下人也不乐意看着城里人那高高在上的嘴脸,福三也反击道“乡下人怎么了,没有乡下人,你们吃空气去。”
接下来的故事自然是由陈素珍和福三之间的纠纷继续展开的。但苏童到这里并没有直接让纠纷升级,而是通过一杆撑蒿一个篮子缓和了这场纠纷。“陈素珍两手空空下了西瓜船,光是讨到个嘴上的便宜,结果篮子也忘了拿,是福三在船上用撑蒿把篮子挑给她的。”两人的矛盾似乎也显得没有那么尖锐了,但是该要爆发的矛盾总是要爆发的。显然这一杆撑蒿还有一个篮子无法平息这场纠纷。而这正是苏童想要的达到的效果,苏童觉得短篇“最重要的恰恰是控制”“短篇不能满足激情的需要,因为激情在这里最终将化为一种平衡的能力。”为了能够控制好这种平衡,苏童用一杆撑蒿、一个篮子控制住了陈素珍和福三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个控制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化解矛盾,而是让这个矛盾能够最大化爆发出来。陈素珍的儿子寿来在了解纠纷真相之后,竟为了斗气捅死了福三。
福三的死最终引起了这场矛盾的大爆发。城乡之间的对话开始变得暴力起来,福三的伙伴小良那句“乡下人的命就抵一只瓜?”的控诉显然代表了整个松坑人的心声。虽然以福三兄弟为首的松坑人砸了陈素珍的家,也打了陈素珍的丈夫,但是乡下人最终没能取得“胜利”,全都被警察扣走了。对于这一切,“西瓜船”就只是静静地停泊在铁心桥下,冷眼看着一起纠纷如何变成凶杀案,这起凶案如何发生在船上。在小说的前半部分,西瓜船就只是扮演着证人的角色。
而后半部分,主要是讲述福三的母亲如何到城里找回福三的西瓜船。在寻船过程中,由于福三母亲哭坏了眼睛,寻船之旅似乎更加艰难起来。但是在这个时候,城乡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由前半部分的尖锐慢慢地缓和了下来。幼儿老师沈兰、居委会女干部崔主任、家庭妇女李金枝,都对这个来自松坑的老人给予了热心的帮助,既有同情之心,也有赎罪之意。找到那条出了命案的西瓜船,显然成了缓解城乡矛盾和为命案赎罪的最好的方式。西瓜船渐渐背上了使命,这使命就是要缓和城乡之间的矛盾,既要减少城里人对乡下人的偏见,又要冲淡乡下人对城里人的不满。但是沈兰、崔主任、李金枝等人远不能代表所有的城里人,傻子光春还有小孩安平并不买这个松坑老人的账,并非心甘情愿地提供帮助。苏童显然是在有意控制着这些人的同情心,让人在为矛盾得到缓和而舒口气的同时也为矛盾的不可消除感到无奈。而小说最后,西瓜船还是不辱使命,完成了这项任务。
船找到了,福三的母亲摇着西瓜船慢慢地往松坑方向而去,在离开之际,还感激地给城里人磕了头。可以说,福三母亲的寻船之旅改变了小说基调的走向,苏童并没有让城乡对抗进行到底,而是通过寻船的母亲那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和感恩戴德的情怀让城乡情谊温暖了故事。纵观小说前后两部分,苏童先后用“撑蒿和篮子”以及“西瓜船”控制了小说,让小说并没有那么“激情”,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以“物”左右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而西瓜船作为小说主要的“物”,也承载了多层意义。西瓜船上承载了生命,承载了城乡之间的矛盾,承载了丧子母亲的悲痛与无奈,同时,西瓜船作为连接小说前后部分的重要载体,也很好达到了苏童所指的“平衡”,悲剧与温情中和,恶与善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