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下集丨吴晓波：在萧条中找到下一个出口

每周一本书，听吴晓波细读商业经典，大家好，我是吴晓波，今天我们一起来解读保罗·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说，在我的有生之年，永远看不到人民币的国际化。他才70岁，我认为中国经济只要持续发展，未来的10年到15年一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过程。所以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应该是看得到人民币的国际化。

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不完全仅仅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我们还有很多自下而上的变革。我们的企业家的精神，我们的很多技术的微创新，我们的很多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我们有很多制度的变革，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理性地来看待中国经济的现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萧条的景象。

所以在这一本书中，保罗·克鲁格曼回顾了1929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原因是什么？先是乐极生悲，再是否极泰来。先是有发展，发展隐含的危机导致大萧条。大萧条以后，经济进入复苏，复苏以后再繁荣。

我们现在在否极，我们接着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改革，通过制度创新，通过激发企业家的精神，等待另外两个字到来，叫作泰来。

保罗在研究1929年的金融大萧条的时候，你会发觉这100年来所有的萧条周期的到来，都沿着同样的轨迹，叫作乐极生悲、否极泰来。

1929年的危机怎么发生？一战结束，在整个20世纪，科学进步大规模发展。比如，汽车开始大规模普及，欧洲国家成为车轮上的国家，城市中产阶级开始大规模地出现。两个发明，第一，合成橡胶的发明。第二，石油提炼工艺的改进，导致整个化学工业和能源工业发生了大规模变革。所以技术变革在整个20世纪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是出现个什么问题？经济发展得很快，但是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劳工收入增长的速度。经济发展得很快，但是工资增长没那么快，商品就极大丰富。我有很多的东西，汽车出来了，相机出来了，电话机出来了，我要文强来买，但文强的工资增长没那么快，怎么办？但文强又对生活充满了向往，他希望拥有一辆汽车，希望拥有一台相机，希望有电话，希望住的好房子，这时候有一个东西就出现了，叫作银行。

银行说我可以贷款给你，贷款给你以后你努力地工作，你就可以有房子、有车子，买得起相机，可以去旅游。好，我就去贷款。

贷款以后，贷款的信贷就开始膨胀，信贷膨胀产生了信贷泡沫。当信贷泡沫发生的时候，这个泡沫拿一支笔一戳，嘣。破了以后怎么样？萧条就发生了，乐极就开始生悲，生悲就开始否极。泡沫一旦挤掉以后，剩下来你的经济有没有成长的动力。有动力你就会继续发展，如果没有动力，你就变成下一个日本，变成下一个阿根廷，变成下一个西班牙，变成下一个委内瑞拉。

其实中国我们回过头来讲，2023年的中国我们面临萧条，今天中国企业家都很悲观，我们马路边的小店都还没有开，但是中国40多年的发展就是一个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的过程。我们1978年搞开放靠什么？靠国内的制造业的发展，通过进口替代，1998年搞外向型经济，2000年开始搞互联网经济。我们1978年以来赶上了两辆大的列车，第一，工业革命的末班车，第二，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

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出现动能转换，制造业已经很发达了，消费互联网的增长结束了。我们这动能转换叫什么？我们要搞产业互联网，我们要推动内需的新扩张。

但是倒霉的事情是哪里？就在我们要动能转换，我们要推动产业互联网，我们要启动内需新扩张的时候，两件事情发生了。一件事情，逆全球化。2018年，特朗普开始对中国狙击，全球进入到逆全球化周期。第二件事情，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暴发。

逆全球化的浪潮，三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再加上我们的动能转换没有完成，所以天翻地覆，我们到今天进入了一个萧条周期。

克鲁格曼这本书研究了1929年以后的美国的大萧条，研究了1990年代日本经济大萧条，研究了拉美危机，研究了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来讨论萧条到来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他在书里面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说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全世界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经济停滞了吗？我们需不需要换个引擎？当初有两拨人，一拨人说我们要换引擎，第二拨人说我们不要换引擎。

1929年换引擎的国家是谁？把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引擎给换下来的两个重要的国家，一个叫作德国，还有一个叫作苏联。一个搞国家社会主义，一个搞社会主义。不换引擎的是谁？英国没换引擎，法国没有换引擎，美国没换引擎。

在经济学里面，西方世界出现了一个新的主义，叫作凯恩斯主义。克鲁格曼在这本书中对凯恩斯还是有很大的褒奖的。他说，“资本主义制度能存活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凯恩斯开出的药方”。凯恩斯说，“资本主义并不注定要灭亡，一些细微的政策调整就可以让制度重新运作，而这些干预是不涉及到私有产权和个人决策的”。

这句话特别重要，不换引擎，就是无论怎么制度变革，不能够干预到私人产权和个人决策。

其实我们中国未来10年，我们国家的经济要发展，凯恩斯讲的这句话还是很重要。政府可以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来调整和刺激供给和需求，但是你这个手，不能伸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去，手不能伸到民营企业家的口袋里去，把手给我拿回去，你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整。

凯恩斯在1929年开出了哪些药方？三个药方，第一，启动政策工具箱，在衰退的时候降低利率和扩大财政赤字。

第二，通过推动新技术的变革创造新的需求和新的顾客。克鲁格曼在书中引用过一个数据，他说，美国在很长的发展时期中，它的经济发展的80%的动力来自于技术增长、技术投资，只有20%是来自于投资。我们未来也一样，未来的中国的技术变革是让我们走出这一次萧条最重要的因素。克鲁格曼说，要进一步推动技术的发展，创造新的需求和新的客户。

第三个是什么？我觉得今天也特别重要，叫作恢复人们对自由市场的信心。

所以讲到这里，我们2023年中国经济要走出今天的大萧条，恐怕跟1929年（经济危机后）的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有很大的关系。100年来，大萧条的基本病因和走出萧条的基本模式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这3个药方都必须完成，不完成的话，即便在今年下半年我们能够看到短暂的经济的复苏，但它中长期看，我们仍然需要这些制度性的变革。

我们在1998年是怎么样走出萧条的？我们靠四个字，改革开放。1998年，我写过一本书叫《大败局》，2000年底（2001年1月）出版的，写了10家企业9家死在1998年，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企业倒闭。

当年1998年的时候的民营企业家也跟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一样找不到北，靠改革开放。1998年的时候，我们为了推动制造业的发展，我们当时的总理开放外贸进出口自主权，叫作made in China。

1998年之前，中国100%是个内向型经济，1998年以后，中国变成一个made in China的外向型经济。1998年为了推动老百姓的消费，我们开放了商品房制度。通过商品房制度的开放，把房地产市场彻底给激活。老百姓买了新的房子以后，然后去买冰箱、空调、洗衣机、窗帘，住得远的话买一辆车，搬进去的时候请大家吃个饭，带动了行业的发展。

1998年的时候，我们通过大规模地发国债，在中国沿海地区修高速公路。杭州向北到上海，上海到济南，济南到哈尔滨的高速公路，往南到宁波到广州的高速公路，1998年开始修的。

通过修高速公路和城市化运动，又推动了中国重型工业的发展。因为我们修高速公路，造房子，需要钢铁、水泥、电解铝，中国的钢铁行业、化工行业大规模地发展。再接着，我们鼓励互联网经济发展，中国的很多互联网公司，新浪、腾讯、百度、阿里、携程、京东、当当全部诞生在1998年的二季度到1999年的四季度。

我们鼓励这些阳光下的年轻人进行创业，所以我们通过对外开放，通过城市化建设，通过商品房制度改革，通过鼓励年轻人的互联网创业，我们走出了1998年的大萧条。

25年后的今天我们靠什么？改革开放，剩下来的事情是什么？是改什么，怎么开放。

我们再来讲《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在这本书中，克鲁格曼为走出萧条开了5个观点。有5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接下来给大家做分享。

第一个观点，经济学就两件事儿，一个叫作供给，一个叫作需求。一个国家要走出萧条，是供给重要还是需求重要，克鲁格曼说，“增加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

保罗说，“现实世界正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所有问题都一针见血地涉及到需求不足，因此，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往繁荣的障碍”。

这句话讲得很拗口，什么意思？你不用担心中国的房地产企业造不出房子，你担心的是他们造出房子 有没有人买。你不用担心这些房地产企业能不能造房子，碧桂园、建发，它们都能建房子，但问题是张强、李强、王强、文强买不买房子。需求，就有存量需求、有增量需求、有国内需求、有国际需求，现在是需求不足。

但我问大家，要鼓励大家买东西，有3个东西，你觉得这3个东西哪个对中国长期发展更重要？一房子，二衣服，三看电影去旅游。

马斯洛五大需求，越高的部分越抽象，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自我愉悦的需求，所以买房子、买衣服还是属于刚需阶段和理财阶段。

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去电影院，我前两天一个朋友去看了一个国产电影，看完以后就有人问他，你看完这个电影以后，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这个人说，难道我这辈子就要看这种电影吗？

老百姓愿意去看电影，说明文化市场一定要繁荣，要给电影以自由，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唤改革，呼唤开放，中国的电影行业也需要呼唤改革，也需要呼唤开放。

当你去旅游的时候，你心情就放松了，你就有更多的钱和时间去满足你的精神生活，所以我们在未来特别重要的第一点，增加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中国经济要走出萧条，要增加各种的有效需求，满足我们从房子到看电影的所有的需求，经济就会发展。

第二点叫维持必要的通货膨胀。我们同学们听到通货膨胀会皱眉头，但是克鲁格曼说避免流动陷阱。什么叫流动陷阱？经济不活跃，没有流动性，避免流动陷阱。我们讲萧条就是流动陷阱，经济不流动，一摊死水，经济就萧条了。“避免流动陷阱，最好的预防措施是趁情况还不错的时候，不要让通货膨胀率降得太低，要将通货膨胀率目标设定在至少2%，以便于需要时把利率能够降低到0。当我们维持一定的通货膨胀率，通过货币的增发，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我们才能够走出今天所面临的流动性陷阱”。这是我们走出萧条经济学的财政货币政策的第二部分。

第三件事情，保护富裕者，帮助贫穷者。富裕者就是企业主，那些企业的经营者，我们只有保护这些企业家的积极性，他们才敢把钱拿出来去做投资，他们才会把钱拿出来去雇佣更多的人，他们才能把钱拿出来进行技术的创新、生产规模的扩大。我们要为我们的贫穷者，为我们的社会的中底层的这些朋友们，为农村到城市里的打工者，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增加就业的机会，帮助他们走出2023年最寒冷的倒春寒。

在今年上半年这段时间，对于大型企业来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没有生意做。所以你要有信心，今年中国经济应该是一个低开高走的时期。所以我们要保护企业家的信心，要让他们敢于投资、敢于创新，敢于面向未来、看好中国经济。第二，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弱势群体，保护农民工，要把他们的小时工资提高，从8块钱提高到10块钱，提高到20块钱提高到50块钱，要不断地提高。

对大企业放手，对小企业援手，什么意思？我们要把市场配置、市场自由竞争的权利交给我们的企业家朋友们，对小微企业，对陷入倒闭危机的那些餐饮店、服装店、奶茶店的小老板们，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减税，帮助他们降低房租，帮助他们度过正在到来的最困难的那个倒春寒，让他们能够看到杜鹃花开的那一天。

2023年的杜鹃花一定会开，但到底是4月份开、5月份开、6月份开、7月份开、8月份开，不知道。所以要保护富裕者、帮助贫穷者。

第四点特别重要，好的市场环境比好政策更重要。克鲁格曼在这本书中讲得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我们前面讲了，二战以后全球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模式叫作东亚模式。日本发展起来了，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1978年以后的开放，整个东亚经济1945年以后的高速发展，构成了全球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叫作东亚模式。所以在1997年之前，东亚的各国领导人，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新加坡的李光耀等等，都是全球政治家里面的优等生，大家都去取经，你们怎么把马来西亚发展起来的？你们怎么把韩国发展起来了？你们怎么把新加坡发展起来了？

咣叽，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然后他们就变成劣等生了。所有人都在指责他们，他们的脑子被驴踢了两遍吗？没有。

所以克鲁格曼讲了一个问题，他说一条高速公路老是出车祸，因为司机醉驾，汽车公司的轮胎不好，轮胎爆掉了，司机速度开得太快追尾了，所以这条高速公路老是出车祸。

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为什么？一条高速公路老是出车祸，问题肯定不在司机，问题在公路本身。所以一条好的高速公路，并不要求每个司机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司机，你只要是个合格的司机，你只要拿到了驾驶证的司机，你都能上路，你都不会出车祸。

所以高速公路是什么？市场环境，司机是谁？就是好的政策制定者，所以我问你谁更重要。

克鲁格曼讲了这句话，“一个好的经济制度，不要求它的居民总是执行完美的政策，没有一个政策是永远不死的”。经济怎么能够持续地发展，比一个好的领导人更重要的是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一个好的市场环境。所以克鲁格曼说，好的市场环境比好政策更重要。

我们要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充满信心，同时我们要对改革开放的成功建立一种理性的、冷静的态度。这是保罗·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提出的，一个国家要走出萧条的流动性陷阱他的几个重要的观点。

我给大家再复述一下。第一个观点，增加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老百姓敢花钱、敢消费，要增加新的需求，新的需求的背后就会产生新的顾客，新的顾客就会产生新的产业，新的产业就会产生新的投资，经济就会复苏。

第二，要维持必要的通货膨胀率。他认为一个国家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通货膨胀率最好在2%左右。今年我们要容忍一定的财政赤字，所以今年应该通过货币增发，通过降低利率，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2023年让中国经济能够走出萧条。

第三点，经济要发展，要保护富裕者，帮助贫穷者。今天的中国要对大企业放手，让他们去创新，让他们去冒险，让他们去野蛮发展。同时要对小企业援手，帮助那些开水果店、开饺子店、开服装店的小老板，让他们多活一天是一天，帮他们减税、给他们财政的支持，帮助他们降低房租、帮助他们雇用员工进行补贴。通过这样的方式，大家携手走出大萧条。

第四点，好的市场环境比好政策更重要。要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第五点，思想解放、抛弃教条。

克鲁格曼说，“衰退一定会发生的，当萧条发生的时候，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不是美德，而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通往世界繁荣唯一重要的结构性障碍，是那些盘旋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你脑子有那些过时的教条，希望用旧的方式来解决新问题，所以从上到下一定要思想解放。

其实你听到现在会发觉，克鲁格曼这本书非常好读，因为他用讲故事的方式把1997年的那一场东亚金融危机从头讲了一遍。在讲的时候，他同时又把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讲了一遍，把1990年的日本经济萧条的十年讲了一遍。然后又讲了拉美的阿根廷和巴西的拉美陷阱和拉美危机。

这是一本比较完整地讲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进入到经济萧条以后，我们所需要采取的一些财政政策，所需要采取的一些产业政策，所需要进行的一些思想的变革。

克鲁格曼是一个特别纠结的人，所以在他的理论框架中，繁荣也好、危机也好，既复杂又简单。

经济学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底色，我们希望在这样的纠结中，能够通过历史的方式看清现实，为自己的2023年的职业发展、财务规划、创新就业构建一套新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