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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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们最不善于做的事情之一，便是回忆。它很少是完整的真实，而更多的是选择性的存储、重新阐释以及自我和解。在这个意义上，回忆或许是遗忘的另一个选择项，它让我们能够心平气和地与时间告别，然后令所有发生过的生命事件具有自洽的合理性。

今天，是吴晓波频道创办九周年。

我能够清晰地记得2014年5月8日清晨，在电脑上发出第一篇专栏时的心情《骑在新世界的背上》，从这个标题，仍然读得出彼时彼刻，重新出发的忐忑和快意。我急切地想奔赴一场未知的游戏，据我的胖子朋友罗振宇说，那里有前所未见的可能性。我一直不是一个兴趣广泛和敢于行动的人，但是在那个移动互联网快速颠覆世界的时刻，我的确被身不由己地诱惑了。在今天，我还有点惊诧于当时的冲动。

然后，记忆就开始变得混乱和迷离起来。好像有一只猫衔着刺眼的灯笼，奔跑在我的前面，它穿过一片草丛，钻入树林，我看见星星像烟花般绽放，然后，荆棘刺破了我的衣衫和手臂，就当我疼痛得叫出声音的时候，眼前却出现了一片清澈的湖面，我为辽阔尖叫，却又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一望无垠的沙漠。

其实，九年后的今天，我已经忘却了出发时的目的。

我被那只从未命名的“时代之猫”强烈地诱惑，又强烈地为它所伤害。我觉得自己变得比以往更丰饶和强大，同时，又为深重的无力感所围困。我日夜不休地吐出了很多的丝，最后成为蚕茧的俘虏。

我想，过去的九年，很多国人，尤其是文化创业者有着跟我近似的感受。

这是充满了陌生感的、极端的九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呈现出彼此对立又互相吸引的两面性：永无止境的平庸和不可思议的冲撞。无论是国际的博弈对峙，还是疫情三年的困扰，再或者人工智能对所有产业的冲击，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让我们无法苟且，而必须给予明确却不知结局的回应。

这也是进步主义烟消云散的九年。随着高速成长周期的戛然而止，时代的任务和挑战突然变得多元和复杂起来。当年的朋辈分道扬镳，昔日的英雄落入尘埃。一些为一代人所深信的信条在倒塌，而正在生成和建设的却从未在书本和历史中出现过。

或许是在商业的世界里浸淫得太久了，我是一个向死而生的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是每一个人的进步决定了时代的进步，而不是其他。相比之下，无论是制度、资本或技术，均可以为善或为恶，但它们都最终将屈服于人的觉醒。正是这一份坚信，让我的“记忆地图”始终呈现为明亮的颜色，也许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天真。

如果你问我，“对过去九年的自己满意吗？”我将无从回答。不过，我觉得自己学会了一些什么，又坚持了一些什么。

我学会了处理书房以外的事务，它们包括：组建团队，与年轻的同事相处，创意和迭代知识产品，在更多人的场合演讲，乃至参与管理一只风险投资基金。这些工作与创作相比，当然更加繁复和琐碎，需要忍耐、妥协和懂得委屈。不过，它们也令我对商业产生了更多的体察和敬畏。

从最早的年终秀现场1000人，到五年后的近万人

我还学会了面对质疑，却顽固得像一个书呆子。

我坚持的那些东西包括：持续的财经写作，持续的走进企业，持续的相信市场的力量。我拒绝杜撰出一个让所有人喜欢的自己。我始终坚信，一个当代的成年人应该永远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一份独立和怀疑的气质。

英国专栏作家奥利弗·伯克曼写过一本小书《四千周》。他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如果一个人活到80岁，总的生命时间是4000个星期。而其中，有意义的时间约为三分之二。

从2014年5月8日开办这个吴晓波频道，到今天，486个星期。九年，足够漫长了。一个值得记忆的时代，真正迷人的正是“细节”。恰巧的是，过去九年，我们在这里记录了无数的细节，甚至在某些时刻，成为了“细节”的一部分。

如果回忆还有剩余价值，那便是同行者们的相识已久。感谢每一个熟悉和陌生的同行者。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仍能努力地生活和学习，如同那位叫鲁迅的“暗黑学教师”所提示的：“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缥缈的青春。”

今晚你若有空，欢迎在十九点三十分，重新回到这里，我们一起度过一个“音乐与聊天”的夜晚。我请来的朋友有：

——一起做过纪录片、填过歌词，这些年分头忙碌的罗振宇；

——我的爱讲各种段子的“地产老哥”冯仑；

——最近一直在高喊“全力拼经济”的任泽平；

——从他二十年前大学毕业那天就认识的“蓬发青年”李翔；

——在阿那亚的酒吧里听过他唱歌的民谣音乐人钟立风。

他们来了，你也来吧。

相识已“九”，难得一聚，话若投机，夜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