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从“草根经济”到“树根经济”

广东的东莞，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大抵前前后后去过二十多次了。1990年代初跑的那些年，东莞和浙江温州、福建泉州一带的私营企业不但人草根，看到的工厂也都很草根，从事的产业则体现为“轻小集加”。轻工业、小企业、集体企业和加工业。也不知是谁发明的，就有了“草根经济”的提法，还有的，则称之为“小狗经济”。草根或小狗，都很形象。就这么叫了三十年，叫顺口了，也都以之为事实。

就在前一个月，我又跑了两趟东莞。第一次去了松山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看了五六家机器人公司，第二次带队去了慕思的智能寝具工厂和马可波罗的建筑陶瓷博物馆。东莞上市公司协会的林会长告诉我，今天东莞的GDP破万亿，有五十多家上市公司，约百分之80为民营企业。行走在一家又一家智能化的现代工厂，与那些心气颇高、在今天却有点彷徨的企业家朋友们在一起，我突然问自己一个问题：他们还算“草根”吗？他们还是“小狗”吗？进而，我开始怀疑那个提法：中国的民营经济还是当年我们所说的“草根经济”吗？

我们先来看大企业的数量。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从2002年起，每年发布一次“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在2010年，上榜的民营企业数量为175家，约占三分之一，而在2021年的榜单上，数量已达249家。

在具体的经营数据上，即便包含工农中建等中央金融企业，民营企业的人均营收仍是国企整体的1.24倍，人均利润是国企整体的1.51倍，资产利润率是国企整体的2.68倍，显然效益更好、效率更高。再来看产业经济的基本盘。

制造业。在“中国制造业500强”的榜单上，民营企业的数量早在2010年便以275∶225，高出国有企业，此后十多年间，优势一直在持续扩大，到2021年，民营企业的数量达到351家，占到全部上榜企业的百分之70.2。

在经营数据上，2020年制造业500强中民营企业的收入利润率为百分之3.61，国有企业为百分之1.66，前者的资产利润率为百分之4.13，后者为百分之1.3。如果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的优势似乎更加明显。

不久前，李克强总理在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东南沿海五省市要“为稳经济发挥挑大梁作用”。那么，在这些沿海省份里，民营企业的现状是这样的：广东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百分之54.5，民间投资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百分之52.9，全省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的占比为百分之73。江苏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百分之57.3，民间投资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百分之69.2，上缴税金占税务部门直接征收总额的百分之70。全省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的占比为百分之75。

浙江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百分之67左右，民间投资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百分之58.8，税收收入的百分之73.4来自民营经济。全省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的占比为百分之82。福建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百分之69，民间投资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百分之57.7。全省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的占比为百分之63。我们接着来看事实的第二个层面：民营企业在中国产业经济的创新力占比。

7月底，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发布“2021年新经济500强”榜单，民营企业数量为422家，占比百分之84.4，呈现为绝对优势的格局。其中，在前20强中，有18家为各个领域的民营企业。截至2021年6月，我国共有民营上市公司2819家，占我国境内上市公司总数4386家的百分之64。其中，科创板民营上市公司占比百分之80，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占比百分之86。

到2022年9月1日，北交所成立一周年，累计上市110家企业，其中民营企业占比百分之90。今年8月，工信部的第四批4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公示，其中民营企业占比百分之84，国有企业占比百分之9，合资和外资企业占百分之7。科研投入是面向未来的关键性指标，民营企业同样表现出更强的企图心。在欧盟发布的“2021全球产业研发投入2500强”榜单上，中国公司排名第一的是华为，第二和第三是阿里巴巴和腾讯。

在全球前200强中，有15家中国内地的民营企业，15家国有企业。我们再来看发明专利的数量。今年1月，武汉大学的科教管理与评价研究中心发布“2021年国内发明专利500强”榜单，排名前十的机构中，有三所大学、三家国有企业分别是中国石化、京东方和格力，其他的四家为民营企业，其中，华为、腾讯和OPPO包揽前三强，还有一家是排名第六的vivo。这些数据都很枯燥，也许还能列举出更多。

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的事实判断首先，时至今日，已经不能再用“草根经济”来定义民营企业。无论在数量、体量还是质量上，它们都已然壮大繁茂为参天大树，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力量，应当称之为“树根经济”。

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最重要的资产，是中国产业之幸，中国之幸。其次，民营企业不是国有经济的对抗势力，而是竞争与合作的、平等的重要产业伙伴。在相当多的领域。尤其是在信息智能和新兴硬科技的研发和应用性市场上，它们并不以“补充”和“配角”形象出现，而担当了主力和先锋的角色。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它们是“稳经济大盘”的基本力量，在扑朔迷离的全球产业竞争中，它们是代表中国势力的核心军团。最后，在我看来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从草根到树根，并不仅仅是一字的更迭，而更是国家战略和全民认知上的进步。

草与树，有完全不同的生物成长特征，前者速生速灭，野火烧过，明岁复生。而后者则盘根错节，体大量沉，成则数以十年计，既需要自身的极大努力，更受到时代机缘的眷顾。同时，在生态环境的意义上，独木难以成林，各种树木之间构成互相依存和促进的生长形态。

毁坏一块草地，并不影响其余，而摧毁森林中的一些大木，则将造成整个生态的集体性败坏。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对民营经济的描述一直固定在“草根经济”的认知基础上。也正因此，一旦提起支持民企，习惯性的用词就是：“一有雨露便发芽，给点阳光就灿烂”。即便是近几年很流行的“五六七八九”的特征总结——即贡献了百分之50以上的税收，百分之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百分之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百分之90以上的企业数量。其重点也主要在“八”和“九”上。

但是，这样的认知显然已不符合当今中国企业格局的现状。当“草根”进化和迭代为“树根”之后，其生命特征和生态诉求，便发生了根本性的突变。那些大中型民企集团，若伤害根本，则很可能万劫不复，绝对不是一点阳光或雨露，便能使之复生的。如果仍然用“草根经济”来定义和描述民营企业，可能发生重大的战略性误判。

这一名词低估了民营经济的规模现状和创新能力，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底盘型存在，从而在政策设计、资源配套以及产业扶持方面，发生令人扼腕的错配。

而在全民认知上，“草根”既不再是民营企业家们的自我定义和期许，更不应该成为社会舆论的某种共识。如果在二三十年前，“草根经济”是对民营经济的赞美和认可，在今天，则已然是一种漠视和错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