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制片人|肖乾操：从3000字大纲到一部剧集的诞生

“我觉得是命，让我错过‘孩子’的‘毕业典礼’。既然命运这么安排就接受它。”

肖乾操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表示遗憾。他即将错过第二天的《双探》影院超前观影和媒体见面会，原因是他的身体某一项的指数差到“医生命令”必须马上住院。

采访完的第二天，他发来一条微信："住院太无聊了，不过可以看剧本，欠了一堆可以还了。"

“敢拼”是对他的第一印象，回想他的经历不难会有这样的感觉，从《白日焰火》作为幕后纪录片导演进组，拍摄过程被任命为制片，然后做制片人操盘的第一部影片《暴雪将至》，拉着剧组来到自己的湖南老家，制作了一部几乎全程在下雨的片子。“这是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标准和节奏完成的作品。”

拍摄完《暴雪将至》，他意外的接到了段奕宏的合伙邀请，“段老师抛出橄榄枝，我是诚惶诚恐的，合作《暴雪将至》的时候，他的标准极其高，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他的要求。但同时也会受到鼓舞，老段都敢干，我有啥不敢干的。”

创立公司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双探》。说到这个项目，他精神为之一振，老肖对这个“孩子”的热忱，让我看到的第二印象是“热烈”。

闲聊中，他说起家中还有2万张碟片的库存，是当时北漂的经历，一度成为购物网站上的金牌店主等等。他对自己追求的东西的有一种热爱到热烈的程度。

87年出生的他，在业界是非常新锐的制片人，而能让他七年四部作品，更进一竿，我看到的是恰恰是“敢拼”和“热烈”。

*以下内容来自肖乾操的自述

1、

我一直定位自己是“研发型”制片人。

一个项目怎么把它拍出来，之前的一步工作是什么？——是拍什么，拍什么很重要。

要在很早的时候思考一个问题，到底要拍什么是有意义的，是能唤起大众情绪的，或是能代表时代发声的，它凭什么能被观众喜爱，凭什么在影展上有竞争力。

可能花费很长时间才做了一个关于拍什么的决定，拍什么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整个制片人工作的50%，剩下的精力才是怎么拍，怎么卖。

“拍什么”就是研发型制片人在项目之初，要承担起真正意义上的策划工作。

经常被问到，为什么会选择和新导演合作。我首先一直认为我依然是个新制片人，渴望与新导演们共同成长。制片人和导演这种共同成长的关系还是蛮重要的。

我曾在采访中提到“不做导演的保姆，也不做资本的奴隶”，其实要说的就是，如果制片人和导演是一个人依赖另一个人的关系，这种组合可能难以长久。好的关系一定是互相启发，互补和依存的。

而“不做资本的奴隶”更多的是说，不盲目的跟风。这个行业需要资本来激活，但资本也需要新鲜的表达，制片人则需要有准确的判断力。

制片人一脚踩在创作上，一脚踩在资本上，作为两者的关联方和枢纽，要做好两边的“翻译”工作。不能让资本觉得项目失控和不安全；也不能让创作外的“杂念”过分干涉创作者。这恰好是一个称职制片人的基础工作。

所以做《双探》的时候已经不是生手，算是一个“重犯”了。

《双探》的制片人之一陈宏有一个多年的编剧朋友，他很喜欢悬疑犯罪类题材，家里也是警察世家，大量的耳濡目染后，想写一个关于“文明与荒蛮”、“原罪与救赎”主题的故事，他就是《双探》的编剧贾长安。

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拿到的故事大纲最多不会超过3000字，一个3000字的故事演化成16集的剧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我们当时看重高密度的精彩内容，还有一种气质和风格上的塑造。

17年开始，犯罪悬疑类剧集有了很好的发展，看到同行做的剧集也会给我们激励。在合适的时机，遇到好的文本，我们也想迈出剧集制作的这一步，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双探》的筹备。

19年1月在大部分主创还没确定的情况下，我带着制片团队，沿着中朝边境，好好的走了一遍。东北不是我们以为的下了雪就萧瑟凋敝的样子，我们沿着边境一路北上，到了延吉，我们被它五光十色的城市景观和千里冰封的林海雪原深深吸引。

后来跟同是延吉人的导演费聿竹讨论，多次聊起这个地方的人文、风俗、景观，我们都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可能性。

随着团队仔细的论证，我们确定了延吉乃至整个延边州作为拍摄地。而剧本也是随着这样的勘景在不停的丰富，制片筹备和剧本创作有一种相互交织生长的感觉。

制片人在前期首先要激发主创对这个项目的喜爱，有了喜爱更容易打开大家的想象力和才华，精力和能量。在创作的中后期，要去提升项目的安全性，使所有的才华在安全的范围内绽放。

制片人很像一个放风筝的人。风筝可以放得很高很高，但是不能让它脱线，快脱线之前要提醒大家。我们的高度要恰到好处，再高可能别人看不到，太低了则会觉得太拥挤。

老段有一个理念影响着所有人。如果说一个剧组就像一艘行驶的大船，每个人都应该是增加这艘船的动力的人。

在剧组工作中，工种很细，但工作方向的选择不是按照咖位大小而依次排序的，大家需要不吝于贡献自己的才华和建议，也要很乐于接受别人的质疑和挑战。

这样论证后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但一定不会是最坏的结果。所以，这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默认的一种工作方式。

2、

我跟First很有缘分，与《暴雪将至》导演的相识是在2015年的创投会；《双探》导演之一费聿竹，我看过他18年入围First主竞赛单元的处女作《冬去春又来》。他拍得细腻动人，我看到了他的潜力。

而陈宙飞导演我们认识挺久的，他一直在和中国的各大导演合作。我们很多场面特别需要经验来完成，经验意味着不会出错，意味着效率。

而且在极寒天气下来拍摄，效率会变得很重要。我们在延边拍戏的时候，白天日照时长很短，下午三点半太阳就开始落山了。所以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戏可能要两个组来拍。

他们的工作完美互补，在监制的高要求下，他们做到了我们预期的想象。而且总体的周期是控制住的。

说到演员的选择，老段作为监制都要亲自过目。18年我们《暴雪将至》参加金马，同一届大鹏的短片入围，包括曾美慧孜也提名最佳女演员，我们欢迎晚宴上坐的很近，有了一些简单的交流。回京后我们开始了项目的接触，他们被剧本的故事和风格所吸引，迅速并愉快的加入了我们剧组，我想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曾美慧孜接下角色后，开始练习射箭，她说要让自己的肌肉习惯这一切，一个守林人需要有强悍的体魄。

我不想说一部戏有多么困难，每个戏都有它要面临的问题。制片组就是要当机立断下决定，以及迅速安顿好所有事情，让拍摄顺利。

我们在开机11天左右，老岭（剧中雪原外景）开始下雪了，而且只能在那个阶段拍，因为如果再下，雪会积到3、4米高，去晚了就没有拍摄的可能性了。于是我们马上做出转场决定，整个组转移到老岭。

当时我们住在8个酒店，剧组人太多，我们根据项目需求安排三拨人分别住在山上、山腰、山脚。山上是演员，方便妆发与开工，山腰就是造型等他们组在的地方，山脚下就是我们和摄制组，方便每天开筹备会。

我们买了非常厚的行军级别的帐篷，再用功率非常大的热风设备放在帐篷里供大家取暖。

吃饭的时候就是几十号人同时吃，而且分批进帐篷用餐。帐篷里能同时容纳七八十号人，我们分4轮饭点，轮着来吃，先吃的吃完再去准备下面（的工作），科学安排，我们提供高热量的食物，比如羊肉，吃什么浑身发热，我们就做什么。

保暖保温是必须要做到的，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大家是无法在创作的。我要尽可能（降低）因为外力外界带来困难，影响到我们的创作，这个度我要把它降到最低。这也是老段一直强调的，保障安全，保护创作。

3、

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因为在入行时就遇见了靠谱的影视人作为领路人。

我之前是拍纪录片的，在《白日焰火》剧组是做纪录片导演。这份工作很有意思，我基本可以去剧组的所有地方，能非常近距离的观察所有人的工作方式，如果恰巧是个有心人，他们的工作方式会对人很有启发。

加上当时我的领导万娟女士有心提携，问我想不想在现场多做一些工作，误打误撞接触上了制片工作。期间我看到在无数次艰难的选择中，他们的权衡和思考。

《白日焰火》的剧本刁导写了8年，而且从三个角色的视角相当于把剧本写了三次。多年没有顺利推动的原因其实是资金问题。而制片人如何运筹帷幄把它拍出来，中间有很多次重大决定。

这是在我做完几部片子之后再去回望，才能感受到当时他们顶着压力做出那么多了不起的决定，都是关于“拍什么”和“怎么拍”的决定。

到现在我依然觉得我是比较“新”的制片人。经验上还需要加深，但从另一个维度上说，我希望保持这种“新“。

我害怕有一天人家拿剧本给我，我脑海里第一的不是创作相关，而是关于这个项目的制作、资金、审查等等该怎么做，实际上会有可能陷入某种经验主义的局限。

选择的故事还是要从本质上能触动我的。

“触动”分两个层面，这个故事和人物放在哪个年代都是有感染力的，是经典的。我们为什么每看一次《霸王别姬》都会热泪盈眶，我们又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因为它符合戏剧的规律，情感足够浓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第二个在当下，我们在完成经典叙事的同时，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能够叙述当下时代的得失，和当下时代的脉搏同频，跟上时代呼吸的节奏，引起更广泛的共鸣。

这是我们选择故事的标准，说起来很简单，做的时候非常困难，因为每一步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在执行的过程中，还需要让它不能走形，每一步都要判断哪一个方向才是真正属于它的。

所以说句贪心点的话，我们想做既经典又当下的片子，实话实说是很有难度的，但它同时值得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