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政商关系可“精神恋爱”不可“上床”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政商关系”这个话题。不论是大企业家，还是小生意人，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政商关系的问题。处理得好，荣耀一生，处理得不好，会引来无穷的是非。

我的看法是，企业家和政治家要保持这样一种状态，就类似于“精神恋爱”。只“恋爱”但不能“上床”，因为“上床”的后果很明显，不是你生气就是我不开心。但“精神恋爱”永远都有余地，你欣赏我就互动一下，不欣赏我我也不得罪你，彼此保持尊重。

所谓政商关系，其实我觉得有三个层次的关系。第一种关系，就是企业家和体制、政策、法律的关系。企业家离不开体制、政策、法律构成的一个特殊的外部环境。

从小的方面讲，企业在某个城市，这个市的书记就是企业的环境。比如某个领导的讲话，他说今天不能干，你就不能干。他说得对不对那是后话，但是他今天说不让你干，你就没法干。我们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比如开亚运会、奥运会大型活动的时候要把广告一律清理。所以权力拥有者，实际上就是企业的一个环境。

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企业，当时他做了一个集资。当时的法律判定集资是对还是错很模糊。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领导很不高兴，说这是坏人得抓起来，但在他被抓之前，他起诉了人民银行行长。

当时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不能起诉行长，可是他作为第一个站起来的“猴子”，跟银行行长较真，结果就把他抓起来了，而且枪毙了。如果按照今天的刑法，他犯的事最多也就判个7年到10年。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就没有处理好和外部环境的关系。其实只要他稍微服软，这事就会好得多。本来弯个腰就能过去，他却梗着脖子嚷嚷，结果命没了，企业也没了。这就是我们讲的外部大环境。当法律不健全的时候，法律约束不到权力的时候，领导人的意志、权力都可能成为你要考虑的外部关系。

这是政商关系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要特别小心地处理好和外部环境的关系。甚至可以仔细到，领导的讲话、批示、口谕、点头摇头的暗示，这些都可能构成你的外部关系。

第二种关系是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关系。最近几年一直在讲混改，建立混合所有制。我们知道，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属性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把两个放在一起，也要学会处理好一些特殊的矛盾。

民营资本有普遍性，国有资本除了具有一般资本的特点，它还有它的特殊性，它的特殊性在于它受到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超级保护。在法律上，它有一套法律来单独规范，在管理上，它有一个部门来单独管理。

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把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是技术活，把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是艺术活。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怎么能配合好，我们过去叫“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就得靠你个人的本事了。

举个例子，有一家企业想企业的资产大概值一个亿，如果是普通的民营企业，开个董事会，大家都同意卖就卖了，哪怕亏个3000万，股东认可就可以。但是国有资产不行，国有资产的处理一分钱都不能损失，稍不留神就叫国有资产流失，那事情就大了。所以宁可坚决不卖，或者虚叫一个高价卖不出去。

我们曾经碰到过一笔交易，当时的标的经过评估值10亿。国有资产部门有一条规定，要找5个人，背对背再投一次票，看它到底值多少钱。这5个人看了评估报告，为了免责，都往上投，谁也不敢说就10亿，万一只卖了10亿他们可能就有风险。

于是5个人在投票时，自觉、不自觉地都上浮了10%，甚至15%，上浮之后脱离了市场供应价值就没人买了。放那放了一年两年，再一评估就值7亿。如果是7亿了，让他们投票还是10亿，不能比原来账本上低。

所以这样就造成国有资本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与非国有资本的交易，在定价、游戏规则和责任的承担方面完全不一样。就会影响管理者决策的心态，就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也留下了很多潜在的可能的矛盾的空间。

第三种关系，是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很有意思，历史上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大概有3种可能性。

一种是「我给你钱，你替我办事」。这种关系基本上都会死掉，不是因为贪官被抓起来才死，而是企业一旦习惯了这种思维，不管在哪个地方都用这一套，一定会碰到过不去的坎，自己把自己作死。

我看到过很多习惯了这种思维的企业和人，永远把心思放在寻租上，依靠别人给利益而不是靠客户，给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习惯用这种方式想问题的企业是长久不了的，这点在过去40年已经得到了证明。

第二种是我们常见的，企业家什么人也不打交道自己埋头做企业。当然用这种处理方式的一些企业，可能在短期内会遇到一些困难，未必能发展很大，但是它也有活的余地。

第三种，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鲁冠球、荣毅仁，以及民国时期的一些企业家，他们和政治家建立起一种独特的关系，就是形成了一种“道义、事业、命运共同体”。他们共同在这个基础上，替党替政府替当事者、领导人去办事，但没有任何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在这种关系下，企业活得好也活得大。

我们以荣毅仁的故事为例：荣家在1949年以前和政府的关系很远，因为是纯民营企业，靠市场在外面折腾。抗战的时候，很多企业都内迁，他家的企业也进入了金融领域。抗战之后，国民政府摧残荣家，那时候金融业是国进民退，把荣家在银行的股份也都挤出去了，江湖上的人甚至绑票荣家的人。

荣家对这个旧政权很仇恨，很不满意。1949年以后，作为荣家的第二代，荣毅仁毅然从海外回来，和新政权建立了关系。1956年，他带头把自己的资产捐出去，做了上海市副市长。毛泽东让他做典型，他就很高兴的做了。“文革”之前，他是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他被整得很惨但他也没有怨言。

后来中信开始创办的时候，政府没什么钱，荣毅仁就把政府发还给他的“文革”前的那些财产又捐了出来，拿去办了中信也没算股份。有意思的是在他去世的那一年，《福布斯》披露他的儿子荣智健荣登中国富豪榜榜首。他和政府结了两代人的缘，荣智健在亚洲金融风暴时遇到困难，政府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当然，到十八大之后，政商关系开始进入新的阶段，我们叫做“厘清政商关系”，把政、商两条线搞清楚，挣钱的就不要想去做官，做官的就不要想发财。不能说“白天在妇联上班，晚上在夜总会上班”，这种状况让大家情何以堪？

这就更要求企业家在处理“政商关系”的时候，要坚持两个字。第一要“清”，就是清清楚楚；第二要“亲”，就是亲密。既要清楚又要亲密，不能说，清楚了大家就不往来，也不能说，因为亲密就分不清政和商之间的界限，就像谈恋爱时依然AA制，是很亲密但是账算得很清楚。

有时候我也疑惑AA制会不会伤感情？我问在海外的华人，他们说不伤感情。所以未来的政商关系大概就是AA制这样的，又亲热又不伤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