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关系】在不确定的政商关系中，如何成为一个既赚钱又干净的人？

在上节课中，吴老师和我们分享了政商对立的历史性原因，而在政商关系中栽了跟头的企业大有人在，禹作敏、仰融……一个一个知名的企业家因为一念之间的错误判断，失去了拥有的一切。本节课，吴老师将和我们分享的是，他总结出的不幸者的四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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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已经很多了，1978年的时候，民营企业为零，到现在2700万家了。朋友们，这个是规上数据——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加上个体工商户6000万，6000万加2700万，8700多万，相当于一个德国的总人口。

所以，我们已经是一支非常庞大的有产者阶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人数不断在增多，我们的财富不断增多，我们在国民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的用工人数、我们的纳税、我们对技术创新的权重不断在增加，但是它的政商体制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不幸者的教训。有几个教训，咱们作为企业中人，是一定要防范的。咱们无论做大企业，还是做小企业，无论是今天开始创业，还是你今天上市了，做了20年了，你接班了……这几个错，咱们千万别犯。

我们对环境的变化只承担间接责任，环境能不能变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是一个时代说了算的。我们企业有战略转折点，这个国家也有战略转折点，一个战略转折点出现的时候，它是会往这边走还是往那边走？这是有偶然性的。不会说到时候它一定会往那边走，没有一定之数。

我们每个人都是变化过程中的盈利性组织，我们只能间接地决定这件事情，直接决定者是政治家，决定往左走往右走。企业家你没办法做这个决定，我们是间接决定者。那么，在这样间接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自保呢？如何保证不在这样一个不均衡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政商关系中，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干净的人，同时还能够成为干净的、还能赚到钱的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呢？

有几件事：第一件事，不要跟某一政治利益集团结盟，这叫做与荣与衰。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景象：突然间在这个地方，这个人成为了县首富，甚至突然出现了一个省的首富，然后在未来三个月里， “看他楼起了，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为什么楼起呢？因为有一个利益集团的一只大手帮助他迅速地盖起了楼，获得了财富；为什么楼塌呢？因为那只手被铐起来了。所以，千万不要形成直接的利益关系。这种贪婪，我们一定要把它控制住。

第二，不要直接对抗。在《激荡30年》里面，建议大家读一读，有很多这样的故事——禹作敏案，直接对抗：村里面打死了一个人，天津市警方来查，1992年的时候。禹作敏那个时候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代表人物，当时中国有一个协会叫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叫做何康，农业部的部长，副会长有两个人物，长江以北叫做禹作敏，长江以南叫做鲁冠球。

他是中国乡镇企业的代表人物，企业叫做大邱庄，原来是一个特别穷的拾荒村庄，因为他的努力，通过跟首钢的钢铁交易，成了京津冀地区最富的一个村庄，每个人都住上了别墅。我去他家里调研的时候，他家门口养了条大黑狗，一去我就不敢提问题了。进去以后，地上铺了阿拉伯的地毯——最好的地毯，上面都是香烟的烟坑。然后，禹作敏老师就蹲在那儿的，他不是坐，是蹲在那儿的。手上拿了根烟，他秘书跟我讲说，这根烟点着了到晚上也不会吸的。

1992年，村里打死了个人。当事人天。天津市来调查，禹作敏说，不行，这是我们大邱庄的事儿，你天津市警方怎么能来调查呢？不行，不让进。不让进？那不行，你打死人了啊。一个人不让进，警方只好来一堆人。

你来一堆人是吧？我们村里有一个工厂是做猎枪的，我们就每人家里发一支猎枪，你来吧。

警方进庄，就将禹作敏逮捕起来。他的儿子叫禹绍政，禹绍政就写了一封信，到南方，找鲁冠球——鲁冠球是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的副会长。我给鲁冠球写过书，我看到过那份原件，禹绍政在信中说：“爸爸这件事情干得不好，现在看上去挺危险的，会不会被判刑呢？大邱庄会不会到时候就垮了呢？”

鲁冠球就回了他封信，说：“你不用担心，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典型人物，如果处理他，一定会投鼠忌器。”1992年邓小平刚刚南巡讲话，刚刚要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时候，你抓了他，不会投鼠忌器吗？但有没有抓呢？抓了，判刑了，最后自杀——这就是禹作敏案。

沈太福案，也是在1993年，朱镕基整顿金融秩序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产品，对外融资，刚性兑付：你给我钱，我一个月两分息，一年二十四——就融了十个亿。刚性兑付嘛，那么中央就不高兴了，说你这个事情不能干，这不是扰乱金融秩序吗？把钱退给人家！但他不退。不退不要紧，他还要状告中央银行——当年行长叫李贵鲜——状告李贵鲜，结果是什么呢？是朱镕基总理兼任央行行长，把他逮起来，判处死刑，枪决。中国1978年以后，第一个在经济问题上、融资问题上被枪决的。

仰融案：一个非常天才的企业家，要拯救中国的汽车产业。如果仰融不被抓的话，今天中国汽车产业就不是这个状况，他抓住了1998年、1999年那一波——李书福抓住了2009年那一波——他抓住了了十年前那一波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危机，韩国塌掉了，整个欧洲汽车也塌掉了。仰融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华晨，然后华晨跟宝马合作，生产华晨宝马。

问题是，当企业规模开始扩大的时候，他想把他的生产总部迁移出东北地区，从辽宁迁出来，到宁波去，他觉得他的生产基地不够大，东北就这么些地方。好巧不巧，当时辽宁省的领导人叫做薄熙来，是一个比他更拧的人，对他说：你哪而都不能去，你必须在辽宁省给我待着，你可以选择辽宁省任何一个城市，你选，我都给你土地，你就是不能离开辽宁省。

仰融也很牛，是造了中国第一车的人——自己挂了个牌子自称中国第一车。他不管薄熙来，他认为：这公司注册在北京，不注册在辽宁。薄熙来的反应是：你要去，可以，我逮你，发全球通缉令，而且我不逮你，我就告诉你，我发全球通缉令，然后把你送到飞机口，在你上飞机之前，我给你看，这个叫全球通缉令，你走吧，就这么走的。

这就是直接对抗，缺乏妥协，非常可惜。

第三个教训：过度利用媒体，对舆论的两刃性缺乏了解。我们需不需要跟媒体打交道？需要，因为媒体能够帮你放大声音，能够帮你把讲的话以最低的成本传播出去。特别是，你很多的理念，很多的产品需要媒体。但是，你过度利用媒体，媒体有它的嗜血性。你的知名度越高，可能丑闻所形成的倍增效应越大。默多克有一个理论，叫做：裤子短一寸，发行量增一倍，胸罩低一寸，发行量增加十倍——媒体有很大的嗜血性，色情、暴力、负面绯闻、负面新闻、恶性新闻是媒体最大的一个发行量来源。所以，媒体有它的一个两刃性。我们的大败局课程里面，有很多企业都是利用媒体的高手，但他们最终很多都会死在媒体上。所以，我们要用媒体，但同时我们对媒体的两刃性一定要保持极大的警惕。

你看跨国公司在中国，很少有CEO开新发布会。宝洁出现事情了，可口可乐出现事情了，他都有一个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是按照稿子读的，他都不能自由发挥，讲完算数，连媒体记者都不去做访问。这就是跨国公司对中国环境的一个屏蔽性——我也不希望你报道，我所有的消息都通过广告告知你，这样，你也别来采访我。这就是一种方式。

第四，缺乏舍得与回报意识，从政府中得多支少。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中国，我们称之为精英分子的人，存在于哪里？精英分子存在于几个地方，比如说，精英分子存在于知识阶层，精英分子存在于公务阶层，经营阶层存在于财富阶层。那么，我问大家，今天，中国如果有一百个精英分子，会如何分配的呢？我认为，这50%在公务阶层，20%在知识阶层，30%在财富阶层。所以，公务阶层仍然承载着中国最大量的精英阶层。

很简单，公务员招聘，先北大广深，最好招进去，一部分读研究生，还有一部分出来做企业。做企业，先去跨国公司，再去国有企业，再去民营企业。到今天，四十年来发展最快的是民营企业。你如果认为，民营企业精英分子最多，那肯定是错的，因为人才不是这么流的，人才是最后才留到那里的。民营企业是因为体制开放，造成了发展。

所以，当这一部分人和那些第一批被分配的那些人在博弈的时候，你想：你现在钱是比人家多，但是，人家大学成绩就比你好。所以当你们之间博弈的时候，千万别把人家当傻子，今天中国的公务员没有一个是傻子。所以，当你跟他谈判的时候，就是两个对等的同学，同时代的人，然后，他对公务负责任，你对有限的盈利公司负责任。这个时候，千万别去忽悠他、欺骗他。中国政府有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要税收、要就业、要新的产业、要GDP、要升官，你就给他这些东西，你不能给的话，你也别承诺说能给，你给不了。所以，一定要有舍得和回报意识——别觉得：我今天从政府中拿到很多就可以了，你迟早会还回去的。

这就是第四点。

思考题：

同学们，今天吴老师讲完后给大家留了道思考题：你所知道的栽在媒体上的企业有哪些？在评论区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