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许宏：大国重器 青铜器的宏伟工程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积极评论并留言，回答许宏老师的问题，讨论许宏老师的观点，或者提出疑问，我们会每周抽取一位评论精彩的朋友，送出许宏老师的赠书哦~

大国重器  

如果您留心北京地铁站中的公益广告，就会发现在宣传航天飞机、高铁等象征国家发展的大型工程及其成果时，常冠以“大国重器”的醒目标题。无独有偶，有学者把中国的青铜时代，也称之为“重器时代”。说起来，二者还真是有一定的内在的历史关联的。

我在前面已讲过，青铜冶铸技术在被中原王朝引进之后，主要用来制造那些用于祭祀、作为贵族和王室身份地位象征物的礼器。而这种礼仪重器的硕大、精美，显示着它背后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种巨大的投入，在全球早期青铜文明范畴内，都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学界才对中国青铜时代有“重器时代”的慨叹。

如果您去台北故宫博物院，会发现公众会认为他们的镇馆之宝是一颗翠玉白菜，而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肯定是司母戊大方鼎。

我们不妨通过学界对商代青铜礼器中的“巨无霸”——司母戊大方鼎的研究，来管窥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高度与特色。

关于这件大鼎，最热门的讨论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在2011年左右，把这件您小时候在历史教科书上就特别熟悉的“司母戊大方鼎”，改名为“后母戊青铜方鼎”，简称为“后母戊鼎”。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改变引起了学界与公众的强烈反响。

由于学术界对这件商代大鼎的铭文释读有不同的认识，致使多种释读方案共存，所以这件大鼎到底是叫“后母戊鼎”，还是“司母戊鼎”，至今还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因而这次也就改名而已，不是正名。我们姑且先叫它的旧名字“司母戊大鼎”。

（司母戊大鼎）

依照最新公布的数据，司母戊大鼎长约1.16米、宽约0.79米，通高1.33米。上个世纪50年代测定大鼎的重量为875公斤，根据90年代的最新测定，其总重量为832.84公斤。随着岁月流逝，大鼎应该存在减重的现象。有学者推算大鼎的原重量应在1吨（1000公斤）以上。尽管有的学者推测其可能并非商代青铜器中最大最重者，但就实物而论，司母戊大鼎的体量在目前公布的中国商周时代青铜器中居于首位。可以说，这是一座真正的最重的“国之重器”。

大鼎的内壁铸有“司母戊”的铭文，根据学者对这个铭文的解释和判断，这座大鼎应该是用作祭祀先妣的，一般认为是祭祀作器者的母亲，而作器者应该是一代商王。大鼎的年代被推定为殷墟文化的第二期或第三期，与著名的妇好墓的年代近同。甚至有人认为其主人与著名的妇好都是商王武丁的固定配偶。

这件大鼎最上部铸有两只耳朵，最底部是支撑重量的四只青铜足，鼎身部分，装饰得复杂又精美，以云雷纹为底纹，在底纹上还托浮着兽面纹、饕餮纹、龙纹，形成了多重花纹，非常精美。按照张光直先生的说法，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动物花纹，不仅仅是出于美观的考虑，而且还具有图像上的意义：这些动物，可能是协助巫师沟通天地神人的各种动物的形象。

（司母戊大鼎铭文）

因此，这显然是一件王室重器。如此庞然大物，犹如鬼斧神工，又是如何造出来的呢？考古学家、冶金史专家和工艺学家们，对司母戊大鼎的铸造工序，做了合乎逻辑的推断。

大鼎怎么制造的？ 

铸造这座大鼎的第一步，首先是设计。在蓝图之外，制作者甚至可能会先造出小的器物模型，以便放大翻制。

而后进入制模、制范阶段。简单来说，青铜熔液必须得浇铸到某一种模具中，冷透了以后，才能成为青铜器。这种制造模具的过程，就叫作“制模”“制范”。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模范”一词的来源。

模范法工艺得先用泥土塑出要铸的器物实样，表面雕刻出纹饰，即俗称的模子。模子干了以后，在上面用泥反复地按压，行成外范，把模子刮去一层，形成内范，内外范之间的距离就是要铸的器物的厚度。最后从浇灌孔注入青铜熔液，等到熔液冷却，打碎内外范，青铜器就成形了。那么，在司母戊大鼎制作模具和内外范的过程中，这么大的鼎，很难做出一个完整的巨大模具，于是它采用的方法，是各个局部先制作内外范，最后再把这些范都拼起来。那么，关于司母戊大鼎的用范数量，学者推测，大概在20-52块之间。

下一个工序是铸造。就是把这几十块内外范，都一一拼好，从这件庞然大物的足部浇入铜液。为了青铜液不会因来不及浇铸就冷却了，必须就地进行冶炼。在铸铜作坊，就备有冶炼好的铜、锡、铅等金属料，按照铸件的性质配置、熔炼合金。学者们推测，铸造875公斤的司母戊大鼎，需准备铜料1200-1500公斤，需要化铜近2000公斤，这相当于一头成年大象的重量。

等到灌入大鼎的铜液冷却凝固后，把泥土造的模具全部敲掉，然后在口沿上加铸鼎耳，打磨清理后，最终完成铸造。

根据考古发现，还可以对殷墟都邑中，包括大鼎在内的青铜礼容器的生产者群体和他们的生产场景进行概要的勾画。可以想象，在铸造大鼎的过程中，需要数以百计的工匠，共同分工、协作，就地完成大鼎制作。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专门进行某一个小小部件的泥土制模，有人专门进行拼图工作，有人专门冶炼铜液，有人专门进行占卜和预测，还要有人进行监督和协调。规模之复杂，可以想象。如此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精密的生产管理体系乃至背后的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高度都是如何达成的，非常耐人寻味。

就这样，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青铜重器，按照当时商王祭祀活动的需求，经设计、铸型、铸件等工序，在专门的铸铜作坊中问世了。司母戊大鼎的问世，也是中国青铜时代进入鼎盛期的一个标志，具有“中国特色”的青铜文明开始大放异彩。

“大提速”时代 

广泛地使用青铜器、步入青铜时代，是人类文明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阶段。青铜器作为礼器的出现，是这个文明步入成熟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的中原地区，出土了最早的青铜礼容器。而中原地区也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广域王权国家的地区。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青铜礼器的出现和当时的中原社会，都经历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裂变的过程，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导致中原地区自公元前两千纪上半叶，进入了史上空前的“大提速时代”。成组的青铜礼器最早发现于二里头都邑，其铸造和使用则可以上溯至龙山时代。早期中国，由此起步。

在前面的课程中，我说过，东亚大陆的面积大体上跟欧洲是差不多的，但是当时的国际态势跟现在的欧洲差不多，那是一个没有中心可言的时代。最初整个东亚大陆是无中心的多元，某种意义上，玉石在那个时代可以代表中国文化，可以称为“玉石东亚”；在二里头以前，东亚大陆经历了漫长的玉石时代。

到了二里头时代或者稍早的龙山时代后期，青铜礼器和兵器问世，这种化学反应的瞬间成型，大大提升了当时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战争的破坏性，和之前的通过物理变化琢磨玉石的缓慢优雅、持续的和平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二里头时代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有中心的多元时代。因为“二里头集团”就是一个盟主，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性的国上之国。二里头并没有像秦汉帝国之后那样统驭一个大的范围，而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大家以它为高、为大、为上，形成一个硬实力和软实力兼备的中心，这叫有中心的多元，可以称为“青铜中国”。

二里头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商、周文明。商、周王朝继承发展了二里头以来的社会整合方式，吸收、沿用了二里头的青铜礼器制度和祭祀制度、宫室制度、墓葬制度等，他们祭祀祖先、流行占卜、试图联通天地鬼神，明确等级、地位、身份。这些政治文化传统，都与二里头一脉相承。

鉴于此，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兰教授指出，从二里头到周代的整个中国青铜文明，由礼器、礼仪祭祖活动到礼书上的“礼”，无论器用层面还是其中所显示的贵族文化的底蕴，都是一以贯之的。各个文明实体间礼器模仿的背景，是社会政治理念的共享和趋同，也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核心之所在。

青铜器的秘密是什么 

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500年二百年前后的时间里，二里头文化执青铜时代的牛耳，随后，二里岗代表的商王朝前期的青铜文化大幅度向外扩展。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和二里岗文化的主都郑州商城，是该时代唯一有能力和权力铸造青铜礼器的都邑，其他地方是根本不允许也不可能铸造的。

王族的奢侈品变成了重要的礼器，这些奢侈品的制造、赏赐和使用完全被王族所把持。从这个角度又会提出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

王朝扩张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各个王朝为什么要打仗？按照张光直先生的分析，很有可能就是为了用于青铜器生产的铜料、铅料和锡料，对它们的攫取和占有导致了王朝的扩张。

这样看起来，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往往超出了二里头之前那些只是在小的地理单元比如小流域和小盆地分布的区域性文化。当然，二里岗文化还有更大的扩散。最早的交通孔道应该是水路，因为水路是最好走的，只要有个竹筏木排，大量的铜锭就可以运回到都城来。我们现在逐渐搞清楚了，一般都是在采掘现场采铜，炼成铜锭，装上船以后运到都城，在都城铸造青铜礼器。东周时代的金文中有“金道锡行”的记载，这些青铜原料的运输道路连通中原与淮河、长江流域，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到了这一阶段，早期中国的政权，已是具有广大范围和超强控制力的“广域王权国家”了。商王朝既有直接控制的太行山东麓和豫北冀南地区这类“直辖区”，还有间接控制的晋中南、冀北、鲁西、长江中游北岸、陕西关中平原等地区。这些间接控制的地区，集中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物资，向商、周王朝的直辖地区不断输送，而王再将作为身份、地位象征物的青铜礼器向下再分配，从而确立了王朝的一元化的纳贡制度。

这，就是青铜礼器的重要性。在这样一种纳贡体制下，逐渐形成了中国青铜文明——也就是王朝文明，它甚至成为秦汉帝国版图形成的前提。可以说，二里头时代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整合与制度建设，通过商周王朝扩展与分封达到普世化，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

这就是“国之重器”的真正秘密。

扫描二维码 加入中国通史学习群 

与同学一起交流学习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