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邓小南：开创的活力：儒学与文学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七个题目，即“开创的活力：儒学与文学”。主要是讲一些宋代文学和儒学方面的重要成就。

开放氛围下的学术开创 

宋代这一历史时期，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求稳的。我们前面说过“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稳定至上，这是宋代政治的核心目标。就国内政治局面相对安定而言，宋廷防微杜渐的这些措施，确实有它的成功之处。而在宋王朝建立之后，对于民间文化的发展，对于经济事业，对于社会生活这些方面，都没有过多的干预，形成了一种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环境，为士大夫群体力量形成，为士大夫参政议政和学术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所以总体上我们可以说宋代的文化环境是相对宽松的。士人群体也比较活跃，用欧阳修当年的话来说，他们“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就是都关心国家的事务，也都关心自己在学术上的成长。那个时期，大师、精英不断涌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

(欧阳修)

我们知道，只有在开放的氛围之下，才能孕育出真正的开创性学术。辩驳问难成为当时一种时代精神。说到宋代学术成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新儒学”，其实新儒学并没有什么新的经典出现，所谓的“新”，是新在它对于原来的既有儒家经典的新阐释。这样的新阐释，是建立在中唐以来学术发展的背景之上的。在唐代的时候，很多儒学家反对佛学的教义，但是整体上来说，那个时候儒家的力量并不足以和佛学抗衡。而发展到宋代，以禅宗为代表的佛学思想，以及道家的一些观念，被儒家学者吸纳，融会贯通。一方面，儒、释、道之间有彼此的排斥，有彼此的辩驳，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彼此之间的吸纳。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形成的新儒学，这些代表人物实际上是格局更加宽泛、知识视野更加渊博的一批精英人物。

新儒学：辩驳问难及创造性思维 

我们看到很多小故事，比方讲到“二程”兄弟的时候，经常会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张载当年在京师讲《周易》，气派非常大，是坐在虎皮之上开场授学，当时听众非常多。有一天晚上，二程先生来了，就是指当时的程颢、程颐，还都只有20岁出头，当晚就跟张载讨论《周易》里面的问题，讨论了一夜。第二天张载就到自己的课堂里，把虎皮卷起来，然后跟学生说，我平常跟你们讲的这些，都是“乱道”，都是胡说，意思就是讲的不在道理本身，现在二程他们来了，他们真正明白《周易》里面的道理，我比不上他们，你们可以跟二程学。然后他就回到陕西关中去了。

(张载)

这让我们看到，当年宋儒相互之间有很多的切磋琢磨，有相互之间的辩驳问难，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学术思想的发展。现在说到儒家的学说或者说到理学，我们知道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束缚了人的思想的。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去看，我们会看到，当年新儒学的出现其实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对这些有很清晰的阐发，从这些阐发里，我们可以意识到新儒学的创造性体现在哪些地方。比方说，程颢、程颐兄弟说，我们的学术虽然是跟老师学的，是有所授受的，但是“天理”这两个字是我们自家体贴出来的。什么叫“自家体贴出来”？就是我们自己琢磨出来的，也就是说“天理”这两个字的发明权是不遑多让的，不能让给别人的。这个“天理”就是对传统儒学的一种创新，它赋予“理”一种超越性的地位。以“天”作为主宰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古代经典之中；而宋代的儒学家，用“理”来解释天，把“理”抬到跟“天”并行的重要位置，把“理”视为一种最高的哲学范畴。

（二程：程颢（左）、程颐（右）)

朱熹是理学集大成的人物。朱熹曾经说，天下的万事万物，各有“所以然之故”，有“所当然之则”，这个“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就是“理”。他说的“所以然之故”是什么意思？就是万事万物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一种状态，背后一定是有它的原因，有它的道理。“所当然之则”，其实也是说万事万物的运行有一种规则，是有它的规律的。这样一种背后深层的道理，这样一种运行的规则和规律，就被认为是“理”。

(理学集大成人物：朱熹）

宋代新儒学的代表性人物，把天理提到一种非常尊崇的位置。“天理”对于当年以皇权为核心的秩序，实际上就构成了一种制衡，也是笼罩性的这样一种哲学形态。宋代的儒学家不是把自己的学说束之高阁的，在余英时先生所著的《朱熹的历史世界》里面，他就说，在当年，政治文化是一个“富于弹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既包括了政治，也涵盖了学术，更点出了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不管是程颢、程颐兄弟还是朱熹，他们这些理学代表人物都是“政”与“学”两者兼收并蓄的。

（《朱熹的历史世界》）

在二程兄弟提到天理、天道的时候，他们的学生就曾经问，到底“天道”是什么，究竟怎么理解天道？二程的回答是说，天道就是理，理就是天道。那么再具体来说，到哪里去找这个道？如何是道？二程的回答是，你要到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这些关系中去寻求，也就是说，人世间的一切关系里面，都蕴含着这个道。他们也会说“物物皆有理”，所有的事情都有内在的道理，“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在他们的理解里面，“理”是渗透性的，渗透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之中，也渗透于社会的政治秩序、伦常关系里面，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弥漫的、充盈的状态。

宋学、新儒学、理学、道学 

我们在讲到新儒学和理学的时候，大家或许会注意到几种不同的表述方式，比方说，有的说“宋学”，有的说“新儒学”，有的讲“理学”，有的讲“道学”。这几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样的问题，有很多学者都曾经提出过，而且有很多学者从自己的角度，试图去予以回答。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有一位Tillman教授，田浩教授，他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出来，对“新儒学”New Confucianism这样一个概念要重新认识。田浩先生不太赞成“新儒学”这种提法。他认为这样一个概念，掩盖了一个含混而多歧（“多歧”就是说意见非常分歧、非常不同）的思想家的谱系。也就是说，他认为“新儒学”里面包拢的这样一些思想家，可能彼此的认识是非常不同的，而被一个笼统概念把他们包拢到了一起，所以田浩先生认为“新儒学”这个概念不是一个严格的历史术语，没有很恰当地回到当年那种历史和学术的情景下面去。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Tillman教授）

“新儒学”这个概念，现在其实是用得非常广泛的。就我个人的想法来看，我觉得宋学、新儒学、理学、道学这四个概念是逐渐收窄的，也就是说，在这四个概念里面，宋学是一个最宽泛的概念，宋代的一切学术文化成就，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宋学。而宋学里边的主流，或者说它的学术主脉，可以说是新儒学，也就是对于儒家经典、儒家理念的重新阐释，不管这个阐释是什么角度的阐释，通常都认为是新儒学，是宋学里面的主脉。而在新儒学里面，其实也有不同的学派，比方人们经常说到的理学；比方以苏轼他们为代表的，我们会说是“蜀学”；另外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我们会说是“荆公新学”……有不同的儒家学派，在这些学派里面，应该说新儒学的主流学派是理学。理学在北宋，一到南宋的前中期并没有占据统治的地位，没有成为官方的哲学。理学成为学术思想里面的主导思想，已经是到了南宋的后期。

理学作为新儒学的主流，里面实际上也有不同的派别。比方“理学”和“道学”，究竟是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看到，在陈来老师《宋明理学》这本书的引言里面，有一句话说：“宋代的理学亦称之为道学”。如果我们只读到这儿，我们就会认为理学就是道学，两者的概念完全可以互换。但是如果我们再往下读，我们会看到，陈来老师继续说：“总体上说道学是理学起源时期的名称，在整个宋代它是理学主流派的特称，而不足以囊括理学的全部内容。”就是说，如果笼统来讲，大而化之来讲，可以说理学和道学是一个概念；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追究下去，我们会看到，道学其实是理学里面的主流派别。我们知道《宋史》里面有《道学传》、《儒林传》。《道学传》收录进去的，只有程朱这一系的，严格意义上我们会说“程朱理学”，就是说，程朱这一系包括他们的代表人物和他们的传人，被收到《道学传》里面；而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比方说像吕祖谦这样一类人物，是被收在《儒林传》里面。像陆九渊代表的儒家派别，陆王心学这样一个派别，广义来说，也是理学里面的组成部分，但是这样的一些理学家，在当时不被认为是道学家。

所以我们讲到宋学、新儒学、理学、道学，要对这样几个概念有一个细致的区别。

文学：重心下移与全面繁荣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文学。文学在这个时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它的重心下移，重心下移带来了文学的全面繁荣。所谓“重心下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学体裁的扩大。从原来的诗和文，扩大到了词、曲、小说。我们知道，宋词、曲、小说，包括后起的南戏，等等，都是和市井有密切关系的。这些文学体裁的兴起，本身就证明了当时文学的呈现方式跟以前有了不同。

其次，文学创作主体的扩大。从过去的士族文人，扩大到了庶族文人，就是平民身份的文人，进而也扩大到了市井文人。我们读到明清时期重要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实际上在宋代有很多人在市井说书，“说三国”，《三国志》里面的故事被他们不断地演化，内容越来越丰富，情节越来越可读，后来就形成了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比方说像《水浒传》，在两宋之际，就有《大宋宣和遗事》，其实那就是《水浒传》的一个底本。《大宋宣和遗事》后来又被说书艺人不断阐发，以后就形成了小说。这样一些市井文人，包括说书的艺人，实际上也就成为了当时的创作主体。

最后，文学接受者也扩大到了市民。文学不仅仅是服务于上层，服务于士人，也服务于当时的市民和更广泛的社会大众。

(《水浒传》底本之一：《大宋宣和遗事》)

文学的时代特色 

文学重心下移，使得当时文学的时代特色，它的风范有了不同面貌。我们都非常熟悉李白和苏轼，他们都有歌咏庐山的诗作，像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这首诗，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首诗，两首诗作都是歌咏庐山，而其中呈现出来的意向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什么时候会想到李白这首诗？一定是面对雄山大川的时候，可能有从上飞泻而下的瀑布，心中涌起一种山川意向，这首诗可能就脱口而出了。而苏轼讲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什么时候我们会想到这首诗？不一定要面对山川，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碰到什么挑战、遇到什么问题，可能都会想到这首诗。这就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唐诗擅长“风神情韵”，山川意向很雄浑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宋代的诗作是重在“筋骨思理”。宋人做诗看上去遣词造句平平淡淡，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它体现的意境让你有不断琢磨的“理趣”。同样做诗，同样是一流的文人，但是体现出来的时代特色、意向和追求是不一样的。

(江西庐山)

词，不是宋代才有，唐代后期已经有不错的词作出现，但是词蔚为大观，当然还是在宋代。像柳永这样的词作家，他在扩大词的意境、发展慢词、丰富词作的表现手法上，都有非常杰出的贡献。北宋的时候，既有他这样情感非常细腻的词人，也有像苏轼这样的词人，既有情感细腻的词作，又有像“大江东去”这样慷慨激昂的词作。

在宋代有一些婉约的词作，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豪放的词作，当时的社会人群对这两种词作的特色已经有非常清晰的感悟。我们知道柳永的词作传播很远，据说即便在西夏，凡是有井水的地方，都有人能够歌咏柳永的词。苏轼心里可能暗暗有点不服气。当年苏轼在翰林学士院，他底下有一个办事的“幕士”会唱词曲（所有的词都是能唱的），说到作词的时候，我们总是说“填词”，因为先有曲子才有词。苏轼手下这个人会唱，苏轼问他，你看我的词和柳永的词比较起来，到底怎么样？这个人非常会说话，他就说，柳永的词，是要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拿着象牙的拍子，拴着红穗，一边敲，一边很柔和地唱 “杨柳岸，晓风残月”；而学士你的词，是要找关西大汉，拿着铁板，一边敲，一边唱“大江东去”。苏轼很高兴，觉得这个解释非常得当。

(《雨霖铃》)

我们会看到当时的人，即便是一些普通人，对于诗词的意境都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理解。这个时期的创作群体，已经充分开放了，包括当时的士族文人、庶族文人、市井文人，还有一些进入创作群体，但并不是文人的人。比方说当时在军旅里面的一些战将，赵匡胤当年就曾经做过诗，现在他做的诗也还留下了一首，叫《咏日》。这首诗从创作手法上，不能说有多高的水平或者多高的意境，但是从他的气派上，我们还是可以体悟到赵匡胤心中那个时代的大局。诗中说，“欲出未出光辣达”，说太阳还没有跳上来的那一刻，当时的感觉是“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这首诗的题目叫《咏日》，实际上表达了他内心的情怀，就是要像太阳一样喷薄而出。另外，我们熟悉的，比如说有岳飞的《满江红》。过去就有学者质疑，岳飞这样一个出生于农家子弟的军旅战将，不可能做这样的词作。实际上我们知道，岳飞的作品不光有《满江红》，还有《小重山》留下来。另外韩世忠也是当年的战将，也有不止一首词作像《临江仙》等留下来。他们这些人在军旅之中，身边也有一些文人，会帮助他们润色。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一些词作品，主要创作思想应该还是来自于这些战将。

(《满江红》书法作品)

从上面讲的这些内容，我们会看到宋代这个时期，确实是一个文化发展比较昌盛的时期。它在学术上、儒学方面、文学方面都有非常突出的体现，而且文学的重心下移直接导致了当时整个文学创作局面的繁荣。

第七讲复习课 

你好！邓老师第七讲结束了，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宋朝政治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十分活跃，大师、精英不断涌现，整个社会充满活力。

宋代学术成就的代表是“新儒学”。称其为“新”，主要是指当时的儒家学者吸收某些佛、道思想，对既有的儒家经典进行了新的阐释。新儒学是思想解放的产物。宋儒喜欢互相切磋、辩驳问难，有力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把“天理”提高到了非常尊崇的位置。“天理”对于以皇权为核心的秩序构成一种制衡。宋儒没有将自己的学说束之高阁，很多人都是“政”“学”并蓄的，政治与学术呈现出不可分割的态势。二程认为“理”无处不在，政治秩序、伦常关系都体现着“理”。

宋学、新儒学、理学、道学，这四个概念是逐渐收窄的。宋代一切学术文化成就都可以称为宋学。宋学的主流是新儒学。新儒学里有不同学派，理学是其中的主流。道学又是理学的主流。

宋代文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重心下移，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文学体裁扩大，从诗和文扩大到词、曲、小说；其次，文学创作主体扩大，从士族文人扩大到了庶族文人、市井文人甚至军旅战将；最后，文学接受者从士人扩大到市民。重心下移使得宋代文学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唐诗擅长“风神情韵”，宋诗重在“筋骨思理”，虽没有华丽的词藻，但其意境让人有不断琢磨的“理趣”。

词发展到宋代已经蔚为大观，当时的社会人群已经能清晰感悟到婉约、豪放两种词作的特色。

以上就是本讲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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