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元气”比“天理”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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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集 王夫之：“元气”比“天理”更重要

课程金句 

今日文稿 

大家好，我是余秋雨，我们继续讲课。

上一次我们已经从黄宗羲讲到了三剑客的第二位顾炎武。顾炎武和黄宗羲一样，早年都有抗清的背景，他家乡昆山抗清非常壮烈，死了有四万多人。顾炎武家里的两个弟弟被杀，生母受了重伤，养母绝食而死。

顾炎武在这么一个悲壮的背景下，一直与反清武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还遭人告发，曾经被拘留、被击伤，直到后来看到反清复明完全没有希望了，才再投身于旅行考察和学术研究当中。

一位毕生的旅行者 

他从一个勇敢的战士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学者。我本人对顾炎武最为迷醉的是他在长途苦旅当中的生命状态。他骑在马背上，一直将沿途所见来对比着古代的经典，他记性好，很多经典都能默默地背诵出来。有时候几句话记岔了或者忘了，他就下马，从那匹骡子驮着的书袋里边找到原文来核查。这种在山川半道上核查经典的情景，我一想就十分神往。

他有一句诗很早就打动了我的心，这句诗叫做“常将《汉书》挂牛角”。就是把一部《汉书》挂在牛角上，于是这牛也就成了一个移动的图书馆，这人也就成了一个没有终点的旅行者。

我想此时此刻这种牛角上晃动着《汉书》的情景，这个在牛背上骑着一颠一颠的一个大学者脸上的神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殊的象征。当时的中国文化是和一个伟大的灵魂在一起，在山川之间流浪，探索前进。

他这个形象对我影响很大，使我想起在二十几年前，香港凤凰卫视的台长王健先生找到我，希望由我担任嘉宾主持，来考察世界各大文明的遗址。我要每天面对着海内外观众，讲述从来很难到达的那些遗址，而且要天天讲述，要天天分析。

那么资料从哪里来呢？王队长说，我们准备在国内为你设立一个由一群博士生组成的资料秘书组，每天通过网络电讯为你传送过去你所需要的当地材料。我立即就拒绝了，说不要，最重要的是现场发现，只有现场发现才能牵出一些有价值的资料，那就要看我自己的知识储存了。

我说这段话的时候，脑子里想到的就是顾炎武。他写那么多书，他身后也没有什么秘书组。中国古代以来一直说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顾炎武做到了，但是他不是用书来证明路，而是让路来证明书。只有让书在路的证明下才有价值，而不是跟着书去寻找路。

我，因为走到了全世界最荒漠的地区，好多文化人都没有去过，那更是无书可行。所以当有人问我书和路的关系时，我说没有关系，因为对我来说，我的路就是我的书，简单地说，路就是书。

顾炎武最后是在山西曲沃骑马的时候，失足落地结束生命的。这正是一个毕生的旅行者。你看，连死也死在半路上，死在马下。我每次去昆山顾炎武故居的时候，总会默默地念叨着：

这正是你万里行途中天天思念的地方，但是你已经命定只能把人生的句号画在遥远的半路上。

我在他的故居突然想起了他的那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就顺着感叹了一句“天下无涯，匹夫有家”。

你看我还是把顾炎武讲多了，这就是我的毛病，一说到可敬的人格典型就怎么也收不住，那就只能委屈王夫之了，对他我实在是没有太多时间多讲了。

被行检验的知 

王夫之和黄宗羲、顾炎武一样，一直在改朝换代之际寻找着抗清复明的机会，但是屡屡碰壁，满心郁愤。他一次次长途奔走，力图为抗清的武装力量出点子，例如在酷暑中想调解反清的武装力量的内部矛盾，后来又试图参加反清的队伍，只不过没有走通。

他甚至于在清政权建立以后还参加过衡山起义，溃败而逃脱。后来，他看到反清复明已经没有希望了，而且返清的队伍里边又矛盾重重，他就改名换衣，自称是瑶人，是少数民族，较独立地开始讲学和著作。

王夫之对于历史社会的批判和黄宗羲顾炎武很接近。例如他提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这个“一姓”，他当然指得是皇帝的姓了，因此他说如果大家要论天下的话，一定要遵循天下之公，要明白，天下并不是“一姓之私”，这就同样对于专制的君主制提出了明确的否定。

在批判儒家的理学和心学上，他可能比黄宗羲和顾炎武更彻底。但是这些批判的内容实在是太学术，内容也太多，不适合在大课当中讲述，我只能选取自己感兴趣的现在能想得起来的几点，所以说大家不妨随便听听，不知道能不能听懂。

例如他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当中得到力量，相信气比礼更重要。他完全不赞成宋明理学把气放在礼的后面，应该叫“礼和气”到底哪一种应该放在前面？宋明理学讲天理，他认为天理更重要，但是我们的王夫之则认为“气”更重要，这一点就非常符合我的意思了。

我一直相信有一种浩大而神奇的天地元气在左右着世界万物。你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有的时候得气了，就什么都行；有的时候气没有了，再怎么折腾也都没气了。人也是一样，兄弟几个，有一个人得气了，什么才华什么成就都和他有关，但是另外几个没气，那就没有太大的希望，再努力也有一点白搭。

这里边呢是有一种天地元气在起作用，这一点按照我们王夫之的说法，那就是这种气是一种可以感受到的运动状态，而不像礼，是一种不可感受的凝固状态。记住，气是一种可以感受到的运动状态，而礼是一种不可感受的凝固状态。这种气，生气勃勃，不断变换，他怎么能撞进僵硬的礼当中一起僵硬呢？这个观点，我其实是很同意，大家听我一讲应该就明白了。

又如大道和石器，器就是机器的器，我们现在讲大国重器那个器。在大道和石器之间的关系上，程朱理学当然觉得大道重要而石器不重要。但是王夫之认为不能只讲空洞的大道，而应该重视实际生活当中的器形。

王夫之认为：重视社会生活当中不断变换的实际的状态，远远要比那个不变的道重要得多，这一点当然和我所说的文化的本意非常有关，因为我的文化本意的起点是生活方式。还有，在“知行合一”的问题上，他既不同意知在前或者行在前这样谁先谁后的问题，他也不同意王阳明知行完全合一的想法，这是我曾经赞扬过的王阳明的想法，王夫之不太同意。

他认为知和行的关系应该是：由行来检验知的效果。知应该被检验，谁来检验知呢？由行来检验。他这种说法就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检验真理的标准就非常靠近了。王夫之遇到的致命的障碍，也就是说致命的弊病，也和三剑客里边的另外两位一样，至少有这么两个弊病。

第一，他们为社会把脉看病，把病情说得很准，但是他们却找不到医药的药方，他们也开了一些药方，一看，这个药方又不是这么回事，而且也不知道这个药应该从哪里找、怎么配、怎么吃，都不知道。就是，他们是一个把脉的好手却不是一个配方的好手，这是他们三个人同样有的毛病。

第二，他们承担了启蒙的责任，说了很多和启蒙相关的话，但是找不到真正的被启蒙者，他们也有不少读者，但是这和全社会的整体启蒙完全是两件事。这是他们三个人共同遇到的障碍。

好，说到这我只能对王夫之先生说声对不起了，由于时间关系，对您我只能说这么多了。但是，话虽然说得那么少，却一点不影响我对你的尊敬。

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你的家乡湖南衡阳要建造一座高大而壮丽的楼宇来纪念你，你家乡的很多文人学者选来选去选中了我来为夫之楼提名。我在接到邀请后的三天之内，就写了‘夫之楼’三个字送去了，很快就有照片传来。夫之楼确实非常漂亮，中间牌匾上刻着我写的那三个字表达了我对你的崇拜，这是三百五十年以后的崇拜。

其实很多年以前，我还到湖南衡阳石鼓书院的遗址去讲过学。石鼓书院是宋代初年就已经出名的书院之一，这也是在王夫之先生之前的文化传承了。因为王夫之先生是明清之际的，那个是宋初，那为什么有石鼓书院呢？

因为唐代有个叫李宽的人，在石鼓山下读书。你看，唐宋一直到明清，宏大的文化，就是这样默默地传承下来的，由此我产生一个小小的联想，山西或者陕西的朋友，你们能不能考证一下，找到永远的旅行家顾炎武先生跌马而亡的地方为他立个塑像，塑像上可以刻下他的名言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因为胸怀天下，才离故乡那么远，客死到了这里，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纪念他。我记得在欧洲，著名诗人但丁的家乡一直想拥有他的墓，希望用各种方法把它迁回。但是他去世的地方是在佛罗伦萨东北面一个城市叫拉文纳（Ravenna）。

拉文纳坚决不同意把墓迁走，只允许佛罗伦萨在墓前点一盏长明灯，灯油每年都要佛罗伦萨提供，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故乡没有留住这位大师的深深的抱歉。佛罗伦萨说他毕竟是我们的人，但是拉文纳说：他毕竟自己选择了生命的终点在我们这里。

我也曾经讲过，在中国，杜甫一度拘留过的成都，把杜甫草堂布置得比他的家乡更为著名。因此我建议只要是中国文化第一流的巨人留下过脚印的地方，都应该表示一个看得见的态度，让他们的漫漫苦旅变成中国文化的一线景观。借用顾炎武的那句话，我改一改，叫做“留住脚印，天下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