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金句
今日文稿
大家好,我是余秋雨,我们继续讲课。前面讲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他们的学生一路上都很辛苦,备受磨难。那么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我们可以做一个定义,叫做一种高层前沿的哲理文化。这种文化就像是云中的白鹤,就像是海上的灯塔,人们都能遥望,却很难接近。
我们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文化虽然高超,却不是文化的全部,和他们相对,中国文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部位,那就是社会世俗的审美文化。大家对比一下,前面是高层前沿的哲理文化,相对这种叫做社会世俗的审美文化。这种社会世俗的审美文化虽然很难用哲学语言进行概括,却是一种社会普遍的真实享受,是一种人来人往的充分投入。
有很长一段时间,高层知识界对这种社会世俗的审美文化有点看不起,有点熟视无睹。但是,按照现代国际公认的文化人类学的观念,这种文化可能更重要、更基本、更人性,也更有历史价值和国际价值。因此,对于那些对他们熟视无睹的高层知识界来说,他们如果看不到,那是他们的损失,是他们在学术上的一个重大缺漏。
社会世俗的审美文化
因此,我在讲过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些高层前沿的哲理文化之后,马上接着要讲和他们相对的,叫社会世俗的审美文化了。那么,大家懂得当时文化状态的朋友们一听就知道,我要讲的这两种文化,一个是昆曲,一个是小说,这都是典型的社会世俗的审美文化。
那么我先讲昆曲,这个会讲比较长的时间,因为我相信我的好多学员都听到过昆曲,说不定也欣赏过,但对它不太了解。实际上,它是当时几百年间一个非常重大的中国文化的审美方式。
好,我在讲昆曲的时候,首先还得从顾炎武开始。这好像很奇怪吧?不奇怪。我曾经提到顾炎武的家乡是江苏昆山,我每次去拜访他故居的时候,总是躲不开另外一些名字,因为就在顾炎武老家的近旁,会碰到不少昆曲的遗迹,这些名字比如像魏良辅、梁辰鱼等等。魏良辅、梁辰鱼,如果要了解昆曲的人,应该知道这些名字。
如果在拜访顾炎武的故居时顺便看到了昆曲的遗迹,我劝学者们稍稍停步。这些遗迹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不重要,我可以说它们甚至应当是中国文化当中更为重要的部分。
这两种文化挤在一个地方,从旁边看起来确实有点不太公平。你看,一边是天天思考着如何来改革封建君主制度,这个时时会面临危险,但另一边又天天在策划着如何改革这一段唱腔的音乐,毫无危险可言。
一边是秘密结交着热血的反抗之士,设计着一个又一个的谋略,另一边又到处在寻找着适合的剧场舞台,讨论着一个一个的剧本;这一边正长久地考证着那些艰深的远年古文,试图重新来解释历史,而另一边却又在密切地关注着有没有最有吸引力的年轻男女演员,试图能够刷新下一个月的票房记录。
你看,一边是沉重的忧思,一边是轻快的美丽。我们当然应该对那些沉重的忧思给予百倍的尊敬,但是文化不能只是这样,不信的话你可以看一看自己家里的老母亲和小女儿的笑容,以及街坊邻居们的期待。
这些普通的人,他们听不懂那些艰深的话语,也等不及你们整治社会的药方哪一天会见效,他们只想当下就投入快乐的享受,就想直接去面对感官的舒畅。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两头都可以深度投入,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当我从这头跳到那头的时候,也不免有点艰难。
比如在昆山,我在看完顾炎武故居之后,立即需要面对昆曲的遗址,我总要先在田耕里边转一转、在小桥边站一站、换一种心情,换一个方位。这种转换虽然有点突兀,再仔细一想还是很幸福。
文化给人类带来了多重门户,可以让我们自由选择、随脚出入。从一个门转到另外一个门,虽然有一点陡然的陌生感,但是我毕竟踏进来了,由此证明我有参与多种文化的权利和能力,这就是人生的美好。我很想把这种转换的美好带给所有听课的朋友。
唱腔带来的新生
说了那么多,我们可以真的走进昆曲圈子里边来了。大家已经听过,我在讲中国戏剧晚起时,讲到了中国戏剧晚起古希腊悲剧、晚起印度的梵剧很多很多年,这样一个文化状态,我还分析了中国戏剧晚起的原因。我又讲到中国在元代弥补了这种晚起所带来的深深的遗憾,我们的元杂剧,按照王国维先生的说法,立于世界悲剧之林也毫无愧色。
这点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顺便还会记得写《窦娥冤》的关汉卿,写《西厢记》的王实甫,还有写《赵氏孤儿》的纪君祥等等这样的一些重要的名字。我讲过,元杂剧兴盛了几十年以后轰然倒下。那么为什么会轰然倒下呢?因为它觉得自己的艺术精华发挥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倒下的时候也像个壮士,倒下得非常让人感动。
那么它的倒下一定是有一种戏剧替代了它,这个替代它的戏剧,就是昆曲。它们没有经过什么协商,艺术形式之间的替换用不着协商,就是昆曲。它已经慢慢地上来了,广大观众开始喜欢昆曲了,喜欢的程度超过了元杂剧,元杂剧一看,就自动地退出了舞台。
说是自动也带有一点被动,因为真正的主动者是观众,观众选择了昆曲。那么我们要问,昆曲怎么会一下子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把元杂剧都比下去了呢?这就牵涉到昆山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一场昆腔的改革,昆曲的唱腔简称叫昆腔。
这个我要多说两句了,因为研究戏剧的人多数是文人,而文人大多是不懂得音乐的,他们往往是从剧本上来考虑问题。所以他们在写戏剧的时候,常常只是在想一个个剧本,一个个人物,从来很少涉及到唱腔和音乐。
其实现在我们好多地方的戏曲改革为什么往往没有成果呢?因为他们闹来闹去就是剧本,剧本闹来闹去就是题材,最多找几个有名的演员,或者在舞台美术和导演上下些工夫。
我原来在上海戏剧学院做过多年的院长,我不得不告诉大家,这样的戏曲改革是很难成功的,戏剧改革的要害在于唱腔,就是你一发声,这个唱腔就立刻钻入了观众的耳朵,观众顺着这个唱腔循声而去,你就离成功有一点希望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好多年轻的歌手被称为天王天后?他们的歌唱晚会为什么永远是人山人海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唱腔把人吸引住了。这一点难道不值得我们这些不断在搞戏曲改革的人好好想一想吗?你们再去折腾题材、剧本,再去折腾舞台、化妆,用处实在是不大,这都是配合性的因素,最关键的还是音乐唱腔。
所以在几百年前,昆曲的改革家懂得了这一点,他们首先在唱腔上着手,这就抓住了牛鼻子。
边听老师的课程,边感慨感谢,这种授课方式真好,余老师能来开课真好。对于我已经年过半百,未必如何,可是对于那些孩子们,能听到老师的课,真的很幸运,是孩子们本身的幸运,或许也是国家历史的幸运吧。现在的这些孩子中,很多很多人由于小时候的付出,具备了很多父辈们不具备的能力,比如大多会乐器有音乐基础,比如爱计算机,比如喜欢诗词古文,他们年轻,都有要做事的激情,但他们年轻有时不知如何选择做事的方式,通过老师的课,或许能带给他们启发思考,真的能为国家历史留下什么呢。比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不就是当年一批在校的大学生们完成的吗?未来一定有一批这样的年轻人脱颖而出的,这个课是起到这种作用的课程之一。
秋雨老师分析问题层层推进,深入浅出,正是遵循了听众的感性原则。社会世俗的审美文化也是更加感性,高层前沿的哲理文化显然是偏于理性。音乐的旋律和情绪也是感性的。社会一般阶层只想当下就投入快乐的享受,直接面对感官的舒畅,这样的感性先于理性的特点符合人类自身发展的规律和逻辑。总之,感性美好总是比理性美好来得更直接更畅快。
有人在繁华场觥筹交错,有人在高山流水间闲观花落,以前听人说过,凡从艺术者,但看他今日的过法,便知明日成就几何。手下功夫,心中境界,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纵使骗过了自己,终究也骗不过时间。听秋雨先生讲这些,会想起一个比喻,说“人与画,不论成就与高度。我想,到最后,应该像山野间的溪流,自在至真,自有活头源水,又似一棵树——苍虬劲挺,孑然潇洒,谈笑在日月山川里。”
繁华之外 回复 @利乐之源:
昆曲唱腔的确很美~
上次去苏州园林,看到里面有欣赏昆曲的,自己一头雾水,感叹自己学识浅薄!
总是时不时地听到有铁珠落到瓷碗里的声音。
我觉得昆曲才是国粹
奶柔且冉冉 回复 @千城墨白_2x: 太雅了,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听得懂
能听到余秋雨大师的课 感到了人生的美好 感恩喜马拉雅 感恩余秋雨
原来是昆曲唱腔的改革更适合“市场的需求”。感谢余老师的讲解!
二十二年前,白先勇先生邀请我发表一个有关昆曲的系统演讲。……我在演讲中,通过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判定昆曲是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最高范型”,也就是“戏中极品”,……我的这个演讲,后来又在两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对昆曲终于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起到过一些作用。因此当联合国世界遗产大会借昆曲入选而在苏州召开,还特地邀请我书写碑文,镌刻纪念。我的那份演讲稿也被北京文化主管部门选作《论昆曲艺术》一书的“代序”,该书收集了有关这一课题的几乎所有重要论文。可见白先勇先生的那次邀请,实在是打开了一扇不小的门。先生《极端之美.昆曲纵论前言》
步骤来着呢吧 回复 @吾师余秋雨_66: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