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制度篇-权力交接：法度和现实之争

一、思维导图

二、原文文稿

相声里边有一类很传统的包袱就是“占大辈儿”，跟现在大学男生在朋友圈里互称“儿子”很像。郭德纲、于谦、高峰说过一个群口相声，郭德纲说我要是当了皇上，于谦是大太子，高峰是二太子。按道理讲，这仨人本来是师兄弟，平辈论交，郭德纲是在占于谦、高峰的大辈儿。于谦、高峰应该生气才对，但是，于谦却表现得很开心，只有高峰一个人在抗议：“凭什么他是大太子，我是二太子。”因为当了“太子”了，所以对于“占大辈”这事就完全不计较了，于谦排行老大，洋洋得意，高峰排名靠后，心下不快。这一小段相声是很能体现中国人对于“当太子”的热衷，哪怕只是过过嘴瘾。

按照华夏传统，太子只有一个，就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N个太子同时并立，这是金朝以后北方民族兴起的叫法——太子头衔矜贵，有势力的王子干脆一人儿来一个，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一路排下去，金朝最有名的是四太子“金兀术”，更准确的说，我们应该叫他“完颜兀术”，或者，再典雅一点，“完颜宗弼”。当然，即便是有N个太子，真正能够继承皇位也只有一个。那么，谁来？

皇帝，这是世间最高最大的权力，“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人性是贪婪的，就那么个嘴巴上的“大太子”“二太子”，高峰、于谦还争了半天，更何况是真的皇位！最高权力的交接直接关系到高层的稳定，搞不好甚至会引发战争，甚而至于把整个国家拖入混乱，所以必须有制度去对抗人性的贪婪。从本质上说，皇位继承制度的最高目标，就是要保证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

华夏传统的皇位继承制度，简单的说，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它分为两大原则：第一，有嫡立嫡，嫡长子是第一序位继承人；第二，无嫡立长，没有嫡子，庶子即位，年长者优先。

“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嫡在长先。为什么首选嫡子？因为妻和妾的遴选选择不同，正常情况下，妻出身于与夫家地位相当的贵族，而妾往往出于贱族，所以，妻子的家族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军事联盟。换句话说，在嫡子的身后，是有强大的母家做后盾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代。唐高宗想要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什么那么大压力呢？因为王皇后跟李唐宗室一样，都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王皇后与唐高宗的结合是关陇贵族集团和皇室的结合，整个关陇贵族集团都是支持王皇后的。相比之下，武则天的老爸只是山西太原的木材商人，虽然也及时地投入到李渊建唐的事业当中，但是，跟王皇后的家族相比，再怎么说，都是边缘人物。传统婚姻的本质，是联接两个家族甚至更多相关家族的利益关系，妻子高贵，所以妻子所生的儿子也高贵；妻子娘家利害，有外公、舅舅、姨夫的支持，妻子所生的儿子也能把江山稳稳当当地守下去。当然，也不排除外公野心膨胀，把皇位从外孙手里夺过来。比如隋文帝杨坚的皇位就是从北周的小皇帝手里夺来的，而北周的小皇帝虽然不是杨坚女儿亲生的，但论关系却是杨坚的亲外孙。宋、明两代，皇后的家族势力已经没有那么硬了，但是，嫡长子优先的继承原则还在。这就是皇位继承的第一原则“有嫡立嫡”。

皇位继承的第二原则是“无嫡立长”，在庶子中实行年长者优先原则。所有庶子，无论他们的母亲是谁，一律按出生顺序排队，先到先得。

宋徽宗的即位过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原则。宋徽宗是宋神宗的庶子。宋神宗的向皇后没有生儿子，神宗死后，按照“无嫡立长”的原则，哲宗即位。哲宗比他爹还短命，而且没有儿子。哲宗死了之后，继承人只能从他的兄弟、也就是神宗的儿子里边选。神宗的儿子，当时还健在的，年纪最大的是申王赵佖，可是这位王爷“有目疾”，身体残疾，不堪大任，只能越过。接下来就排到著名的端王赵佶了。赵佶和哲宗不是一个妈生的。哲宗的妈还生了一个简王赵似，比赵佶小。哲宗死前并没有选定继承人，所以，他死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选择继承人，向太后主张按长幼顺序来，立端王赵佶。而宰相章惇却主张立简王赵似，理由是简王是哲宗的同母弟，所以比端王高贵。同样是庶子，还分什么高贵不高贵？！这下可惹恼了向太后，向太后说：“都是神宗的儿子，怕是不能这样分别。按长幼顺序，当然应当立端王。”就这样，端王赵佶成了宋徽宗。

“无嫡立长”的原则在明朝是非常稳固保守的。比如，万历皇帝没有嫡子。长子常洛，是宫女王氏所生。对于王氏，万历别说感情了，感觉都没有，所以，对于长子常洛，万历也是毫不在意的。万历真心喜欢的，是他的真爱郑贵妃所生的福王常洵。按礼法制度，应当立长子常洛；可是万历心里头真正想立的，是爱子常洵。万历的生母皇太后也站在常洛一边，一个著名的桥段是说，皇太后责问万历为什么拖着不立常洛，万历小声说：“他是宫女生的。”结果此言一出，皇太后大怒，愤然喝到：“你也是宫女生的！”一边是礼法制度，一边是心头至爱，一边是皇太后和群臣，一边是万历和郑贵妃。双方磨叽撕扯了十五年，到了最后的最后，权力仍然拗不过制度，还是按照“立长”原则，立了常洛。可是国家大事都被他磨叽坏了，著名的《万历十五年》讲的就是万历的故事，我们后面会一起读这本书。

不管是立嫡还是立长，所采取的都是“先赋”原则，也就是说让老天来做决定，关键看投胎水平，谁能从皇后肚子里降生，或者比别的兄弟先到，就具有皇位继承的优先权。只要嫡长子身体上没残疾，精神上没障碍，哪怕有兄弟比他更聪明、更能干，也不能动摇他的继承地位。先赋原则最简单，也最稳定，大智若愚。

在皇位继承当中，华夏的文化传统是反对竞争，鼓励谦让的。最著名的故事类型就是：本来应该大哥即位，可是父王有心要传位给小弟。父王去世，小弟觉得这位子属于大哥，自己不该得。大哥觉得传位给小弟是父王的意愿，自己不该得。于是乎，大哥、小弟双双出走，反倒便宜了老二。类似的故事不止一则，比如伯夷叔齐，又比如吴国的开创者太伯。但是，这一类的谦让故事主要发生在传说中的圣王时代。进入历史时期之后，也不知道是因为史料丰富了，还是因为人心变坏了，兄友弟恭的谦让故事基本绝迹，人们在史书中常常看到的，是围绕着皇位争夺展开的骨肉相残。最典型的一幕，发生在唐初的玄武门前，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发现了秦王李世民的伏兵，拨马便逃。李世民大喝一声，紧追不放。李元吉想要射李世民，结果却因为慌乱，怎么也拉不开弓。而李世民却沉稳得多，他挽雕弓，出利箭，一箭射死了李建成。李元吉则被尉迟敬德射杀。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都是窦皇后所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玄武门前这一幕，从人伦的角度来说无疑是人间惨剧。但是，在我们的传统历史叙事中（包括民间叙事），被放在了皇位争夺的大背景中，是很容易让人忽略人伦，只看胜负的。李世民喋血禁门，手刃亲兄，事实俱在，不容抵赖，剩下的事情就是怎么解释了。事实凶残，毕竟已经发生，属于过去，而解释是关乎未来的。

那么，古人怎么解释玄武门之变和李世民的夺位呢？一种是情有可原论，认为唐朝的天下都是李世民打下来的，太子什么都不行，就是生得早，所以是太子，他当皇帝，必然会容不下李世民。所以，李世民先下手为强，情有可原。这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观点。这种观点已经背离了皇位继承的原则，强调的是李世民的功劳，而不是先赋的继承顺序。换句话说，按这套解释，那些有功劳、有势力的人抢夺皇位就是合理合法的，至少可以被原谅。而事实上，今天的历史学研究已经证明，唐朝的天下不是李世民一个人打下来，李渊的作用更大，李建成也绝不是草包，他反而可能更有天下胸怀，比如，你看，后来辅佐李世民成就贞观之治的魏征、王珪，原来都是李建成的人。

在玄武门之变的解释上，司马光的学生范祖禹就比司马光更高明。他主张，罪恶就是罪恶，李世民就是杀兄夺位的罪人。范祖禹旗帜鲜明地指出，“立子以长不以功”，“皇位继承人的选择必须遵循长者优先原则，严格按照长幼顺序来，功劳什么的，都是浮云。”范祖禹的说法当然不会改变历史事实，但是，他没有因为历史事实的凶恶而改变道德原则，这就是他比司马光的高明之处。史学的价值判断不会改变过去，但是会影响将来。即便有再多的阴谋和血腥，华夏的皇位继承原则不变，“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超越长幼顺序，就是违背道德，是应当指责的。

当然，也有外国学者认为，李建成、世民兄弟的明争暗斗是得到了他们的父亲高祖李渊默许甚至鼓励的，而李渊之所以鼓励竞争、容忍残杀，乃是受了突厥文化的影响。这种说法，可以聊备一说。不过北方民族对待有关皇位的竞争，的确和华夏传统不太一样。比如清朝在入关之后，也开始学习汉法，立太子，但是，最终，康熙皇帝还是废掉了太子，让阿哥们各显其能，明争暗斗，临死才以遗诏的形式“传位于四阿哥”，民间传说，“于”是“十”改的，四阿哥夺了十四阿哥的位，四阿哥蒙冤受屈很多年，康熙是要负点责任的。后来四阿哥就搞出一个“秘密立储”。

当然，所有这些，不管是华夏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还是清朝的“秘密立储”，前提都是皇帝有儿子，儿子还挺多。当皇帝没有儿子，要过继宗室，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在这里没有更多的篇幅展开说了。老皇帝驾崩，新皇帝终于登上帝位，最高权力交接完成，但是，你以为那个新皇帝从那一刻起就能够大权独运，管理天下了吗？还早的很呢。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下一次我们谈谈皇帝的政治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