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集】朝野内部：满汉高层之争

纵览古今中外，权力的征逐与妥协，利益的攘夺与交换，几乎成为一般人对”派系”一词的共同印象。但是当权力欲望和公忠体国之间失去了平衡，激烈争斗的满汉派系，却都不惜出卖伦理道德，甚至不吝牺牲国家利益。晚清慈禧太后，于近五十年执政中亦长期利用派系斗争渔一己之利，抑扬顿挫，朝三暮四，玩弄各派系于股掌，甲申易枢以后，他老人家更是一意独裁。派系对峙与争斗恶性循环，愈趋极端。最终只能透过派系间的残酷对决，来重建秩序。无论是甲申易枢、戊戌政变、庚子事变，还是丁未政潮、皇族内阁、辛亥革命等等这些影响着大清帝国国祚的激烈斗争，其实都只是派系之争。

那么，在晚清众多的派系对立中，满汉矛盾算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冲突，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一直是清代的一个魔咒，由来已久，贯穿全清两个半世纪以上的满汉双轨制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领域，系统而严密，到了大清“药丸”（要完）的时候也没得到解决。

其实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开始，汉人就是他重要的利用对象，比如说咱们都很熟悉的：范文程、佟氏家族、洪承畴这些汉人，那更是为满洲定鼎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乾隆年间当八旗制度出现危及满洲利益的危机时，为了给满洲八旗更多的兵额以解决其生计问题，部分汉军旗人成为唯一被扔掉的包袱——被迫出旗为民，这或许是清代满汉关系的一个缩影——即使衷心归化满洲的汉军旗人，亦不过是仅供驱驰的马前卒而已。

嘉道之际，满洲势力中衰，汉人势力明显上升，而皇族干政分明加强。等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满汉官僚集团势力消长开始出现了分水岭，以曾氏为首的湘军将帅在平定内乱中逐次掌握了地方大权，形成了督抚专政。这使清王朝中央与地方之间发生了双重权力消长：一是清王朝中央总体权力削弱，地方总体权力增长；二是满族贵族控制权力大盘的能力减弱，汉族地方势力抬头。满洲政府对湘军集团始终是既利用又防范，而曾国藩等始终给予善意之回应。当曾氏被授予节制五省钦差大臣的汉人最高大权时，当天下督抚湘系十九时，清廷之忧惧那真是达到了顶点。满洲贵族也都感到担忧，所以又开始用皇族干政来相互制衡，开创了晚清第一个皇族政治高峰，隐伏了此后满汉冲突加剧的危机。

但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整个中国社会震动巨大。战争前后的政局之动荡，那更是惨烈无比。甲申易枢简直算得上是大清高层的又一次政变，满汉矛盾其实就是这背后的一股重要力量。奕訢所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后即因满汉之争而起。慈禧决定从政治上根除奕訢，满汉矛盾亦为其重要考量。慈禧所瞩意的代恭之人既有双重血亲又易驱驰，且“猜忌汉人尤甚”。

等到了甲申朝变后，“满人之焰复张”。汉族势力集体在清廷中央之衰退，这次政变其实是晚清政治走向堕落最重要的转折点。醇王惟慈禧是从，对汉族势力集团仍采分化瓦解之策，一心巩固旗人之根本。满汉矛盾与甲午战争相与始终，并在其间产生了重要影响。甲午战前的满汉矛盾使中国民族分裂，自强运动阻力重重，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甲午战争期间，满汉畛域使双方互不信任，旗兵统领对汉人将帅猜忌颇深，汉臣对部分旗兵颇有以怨，最终贻误战局。

中国内部的满汉矛盾也被对手大加利用，刻意挖掘、放大并激化，对中国人的斗志有很大的打击。满汉矛盾也极大动摇了清廷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对清军的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慢慢产生，它向两个方向彰显了力量:一是开放包容以融入世界，另一个则是坚闭固拒以自绝于世界。光绪皇帝亲政后，可以说是雄心壮志，但是无奈年幼权弱，依靠着翁同龢、张荫桓等汉族大臣，初以甲午战争挺战，而后变法维新，想要和慈禧挣蹦一下。但是小皇帝没想到戊戌变政举措严重威胁了满洲部族利益，极大刺激了旗人的神经，故而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惶恐，甚而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论调都出来了。国家利益与王朝利益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集中在满汉之间，以慈禧为核心的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戊戌变法，就知道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满汉冲突的加剧也是同样不可避免。

庚子事变前后（1899－1905），满汉之间在大政方针上出现的明显对抗，及其对晚清政局产生的深远影响。走向新世纪之满洲政权，面临严重缺乏互信之满汉对立局面。戊戌政变后，汉族官僚派系实力全面跌宕，满洲亲贵保守势力急速上升，集权夺权之势日益增高，满汉矛盾渐次激化。在刚毅、载漪、载澜等满洲少壮派撺掇下，慈禧阴行废立，以期抢班夺权、皇位永固各得其所。恰逢拳变事起，少壮派挟慈禧以令天下，对妨碍满洲利益的“一龙二虎三百羊”等大开杀戒（核心目标是汉族大吏），并对八国同时开战，惹下弥天大祸。

面对国破人亡的危局，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为首的东南地区汉族督抚沉着应对，首以“矫诏”为名抵制清廷的战争行为，后又与英美列强商订《东南互保章程》，虽然保全了半壁江山，但坐视中央政府仓皇西迁，表现出明显的割据倾向。多数汉族士绅对满人的疯狂自私寒心不已，这时候的李鸿章有广东独立甚至自立总统的腹稿，官场老油条张之洞也有独立之心，最后政局明朗后他们才主动放弃。“东南互保”使清政府与东南督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与危机。事后，清廷虽然被迫称赞东南督抚的作法是“老成谋国之道”，但骨子里对其“叛逆”行为那是白眼翻的上天了。

庚子国变后，西太后被迫开始新政。满人特权本来就已经招致广大汉族不满，所以满汉矛盾没法消解。相反，清廷对以汉人为主的东南督抚势力的摧折打击迅速而有效。铁良南下，完成了“划一营制”、夺取江南制造局以及打破督抚对地方财政的垄断三项任务，东南督抚势力遭到了很大削弱，“东南互保”不复存在，中央实力一时猛增。

而与清末新政同时发端于1901年的拒俄运动延续了四年之久，最终由爱国运动演化成革命排满运动。拒俄运动促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从爱国走向革命，有力地促进了晚清革命的萌发，大出清廷所意料。这时候孙文逐渐被留学生认识和接受，最终确定了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地位。久被压抑的汉族主义在因缘际会下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多种因素促发满汉矛盾进一步恶化。

晚清后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受满汉矛盾日益激化的时代背景影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口号，但是不久，就认识到了其缺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在民众中满汉已经融合的现实，革命派纠正了其狭隘的“反满”思想，认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什么“种族复仇”，而是推翻清政府，去其专制，“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不过清朝灭亡后没有发生民族仇杀，就足以说明晚清满汉满矛盾的上升特别是满洲贵族和汉族上层矛盾的激化，只是因为权利分配问题而引发的连锁反应，这其实也是满汉民族融合，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一个过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