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集】崇祯：勤劳的皇帝也救不了烂摊子

最近两年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历史题材电影系列，叫《绣春刀》，两部电影的主角都是锦衣卫的故事，而故事的大背景是明朝末年随着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离世带来的权力更迭。可想而知，故事中都一定有一位重要的角色，他就是崇祯皇帝朱由检。

两部绣春刀的剧情都颇为肃杀残酷，能够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这之后更大的背景，是崇祯上台之后的权力机器运行失衡。而我们都知道的是，十几年后，李自成攻破明都，崇祯吊死在了那颗有名的老歪脖子树上，两百多年寿命的大明也终于寿终正寝。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常让人感受到个人意志在其面前的束手无策。崇祯的故事尤其如此。

作为亡国之君，崇祯的名声应该是历代当中最好的。在明亡清兴之时，天下士人都还忠于朱家王朝，南明朝廷的官员把崇祯抬高到千古圣主的地步。其后的士人也大多抱持类似的观点，清初的文学家张岱，也就是课本里《湖心亭看雪》的作者，对崇祯有这样的评价：“古来亡国之君，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虑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甚至于，清朝的皇帝顺治，都曾对崇祯赞赏有加：“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意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可见，崇祯和一般的末路皇帝真的不一样。

这些高评价，崇祯是当得起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没有子嗣，过世之后朱由检继位，甫一上台就扫清了阉党的统治。天启七年，也就是公元1627年十一月，崇祯帝抓准时机铲除了横行霸道的大太监魏忠贤的羽翼，使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凤阳守陵，旋之下令逮治。魏忠贤在深夜畏罪自杀。此后，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被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了致命打击。崇祯还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

崇祯的勤于政事是出了名的，为处理公文彻夜不眠。同时不近女色，不兴土木，为政17年内，皇宫之中不曾进行任何营建。放到任何一个朝代，这都是标准的好皇帝模子。

崇祯的故事，大概是最能够说明什么叫做天不遂人愿的。

前几讲当中，我们数次提及，明代的土地兼并现象极为严重，豪绅地主伙同基层官僚共同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百姓民不聊生不说，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一直无法保证。一旦出现大型的天灾，赤地千里便是可想而知的事。

坏事全被崇祯摊上了。

明朝末年，整个中国发生了极度寒冷的气候灾害，这一气候现象被后来的气候学家称为明朝小冰河时期，连广东地区都可以天降暴雪。这一大背景之下，无数的乱象接踵而至。

首先是旱灾。自崇祯元年以来，中国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这对于一个以农业为基本生产方式的帝国来说，近乎是毁灭性的灾难。崇祯三年陕西大旱，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观音土是不能消化的——吃了的人最后只能腹胀而死。

接着到来的是洪灾，大旱之后的土地水土保持力差，洪水再次破坏了大片疆域的农业生产。而从事农业的人一定知道，洪灾过后蝗灾一定会到来，蝗虫在崇祯六年整个陕西几乎遮天蔽日。

旱涝蝗虫都闹完了，再然后到来的是瘟疫。我们知道建国之后我们在农村地区大规模除四害，为什么这么做呢？除了四害会破坏农业生产之外，它们还传播疾病。崇祯十三年，顺德、河间、大名府地区均有烈性传染病的流行。史书记载，“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其后，北方地区闹起了鼠疫，“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这么一折腾，我大明真真正正是十室九空。

灾难都数完了，还有没提到的吗？

有。天气的寒冷、气候的恶劣，祸害的不仅是农业社会，还有北方的草场退化。为了改善处境，少数民族便开始南下，我们所熟知的下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女真人，就成为了大明的噩梦。

崇祯接手的帝国，吏治腐败，国库空虚；天降大难，边患不休。朝廷收不上税，为保证基本的财政手段，崇祯听从文臣建议裁撤陕北驿站以节省财政支出。此举时隔数百年尚被人传为笑话，原因不仅是这样做让数量颇多的一群基层小民平白无故地丢了饭碗，只能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因此举而失业的驿站小卒中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李自成。

用一句互联网流行语来说，这真是令人窒息的操作。

但我们站在后人的角度，自然可以随意臧否前人的做法；站在当时的情景内，崇祯实在是赶上了千古帝王几乎没人能碰得到的恶劣局面，政治经济军事民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省心的，全都接连爆发着轻易可以毁灭一个王朝的大灾难。再勤劳的皇帝，怕也是难以逆天改命一般，为大明王朝续上这接下来的寿命。

用大明帝国的送葬者，李自成在东征檄文中的一句话来说，大概就叫做“嗟尔明朝，大数已终”。

时隔数百年，尘归尘土归土。我们现在去看崇祯当政十几年，也不是完美无缺，在每一点上都做到了极限的：相反，崇祯的毛病也很明显，这一点上仅仅是勤劳，并不能掩盖他的缺陷。

崇祯不是太子，没有接受过作为帝国统治继承者的教育，同时也没有像历代太子一样，培养出自己信任的班底。故而，观崇祯一朝，刚愎自用、刻薄寡恩这两个评价，崇祯怕是没法甩脱。

崇祯初年的阉党与东林党的党争，实际上是文官系统内部矛盾的集中体现；崇祯横扫阉党，客观上也使官场的权力机器彻底失衡。而其后的为政岁月中，崇祯从未真正信任过手下的文臣武将。十七年内竟更换过五十余个首辅，这是怎样的概念？我们设想一个公司若是每年更换几任总经理，业务一定没办法展开；更何况是一个泱泱帝国。一品二品大员崇祯杀死二十余人，大学士杀死两人，地方巡抚也被崇祯杀了十几个，总督级别的职位胡乱给予，以至于防区不明，权利混乱，出了事就统统杀死了事。比如袁崇焕和刘策，一个蓟辽总督一个蓟辽督师，分配官职肆意凌乱。

崇祯不是昏君，他能够清晰地看得到帝国即将崩溃的迹象，心急如焚之情可想而知。可他冲动的性格，非但没有成为治国的辅助，反而起到了正好相反的作用。太急于去改变现状，甚至于不能够容忍下属的计划出现一点点的不顺利，出岔子就换人，乃至下狱伏诛。清人治《明史》，对崇祯有这样的评价：“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 局势已然忧患重重，皇帝全然无法镇定，一直处在一种极端神经质的焦虑之中。这样的一个皇帝，又没有识人之明，自然难以结出善果。

后人给崇祯开出无数药方，毁家纾难、同意迁都、不要杀死袁崇焕，善用孙传庭卢象升，看似言之有理。但历史无法假设，大清入关，变国姓为爱新觉罗。白云千载空悠悠，我们后人能够做到的，也只有以史为鉴，在自己面对危机之时，追思前人功过，平缓心态平衡各方压力，尽己所能避免重蹈覆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