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随感录》系列 | 今日的青年，常常“恨恨而上网”！

重读鲁迅第十三期。

今天我们继续读《热风》里的《随感录》。

“来了”与国民性 

我们先读《随感录五十六“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一个非常重要而微妙的概括。什么叫“来了”？鲁迅说：

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的《鲁迅全集》对“过激主义”的注解是：日本媒体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贬性译称。当时中国一些人沿用了这种说法。“布尔什维克”是俄文“多数派”的音译，相对的概念是少数党“孟什维克”。以上说法均缘起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当时的国人总是害怕“过激主义”来了，却并不知道什么是“过激主义”。所以在鲁迅看来，国人们怕的其实是打了引号的“来了”，而并非什么“主义”。

在我看来，中国人对于外来的东西通常或者是害怕、或者是崇拜、或者是改造消化。鲁迅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论照相之类》中回忆，清末的人们对于外来事物的无知，导致当时国人都害怕照相，认为照相会吸人元气。对比现如今手机风行全球，零部件更是太多的made in China，真可谓是百年河东百年河西。

可即便如此，中国人对外国事物“来了”的恐惧或戒心却始终存在。

鲁迅在《随感录四十八》里说：

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

这里解释了为什么一有外来事物，中国人不是惊惧就是崇拜。

以前国人叫外国人为“鬼子”，这种语言背后的集体无意识，反映的便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

但为什么除了叫“禽兽”就要叫“圣上”？鲁迅认为中国过去千年，大半的历史是被异族统治，这是造成中国民族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身为人民一分子，眼看身边众人明知是非曲直，却因害怕威权而服从一个从心底里不认同、不服气的个人或团体，而且表面上大家都没有怨言，时间久了，结果可想而知。

其实世界各民族服从强权的现象到处存在，但如此大面积、多人口的长时间服从异族统治，在世界历史中实在是少数的存在。所以在这样的集体压抑下，“见狼显羊相，见羊显狼相”的国民性格就凸显了出来。

国人看到外来思想，要么恐惧，要么崇拜。鲁迅早已做出了精准的预言：

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

在“来了”一文中，鲁迅说：

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他扑灭他的力量。

军国民主义么，我们何尝会同别人打仗；无抵抗主义么，我们却是主张参战的；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

“军国民主义”即当年的军国主义；思想都要犯罪指的是民国初年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环境。

鲁迅的意思是说：

所以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

我们比鲁迅有机会多观察了80年，鲁迅说的对不对？中国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因为引进了什么主义，还是因为中国本身的问题、本身的命运？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

“来了”之后会怎样 

在鲁迅看来，中国人怕的不是来了什么，而是“来了”

来的如果是主义，主义达了还会罢；倘若单是“来了”，他便来不完，来不尽，来的怎样也不可知。

鲁迅举了革命时期小县城里人们莫名其妙逃难的例子

可见大家都单怕“来了”，同我一样。那时还只有“多数主义”，没有“过激主义”哩。

《鲁迅全集》在这里特别注明“多数主义”不是指“布尔什维克”。既然不清楚是什么主义，那为什么害怕“来了”？

鲁迅在另一篇《随感录五十九》中解释：

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

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

鲁迅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原来从来都不是怕思想，而是怕暴力。

鲁迅说：

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如此浪漫的笔墨，似乎可以看出鲁迅对欧洲近代文明有一些美好的幻想，或者说是对中国也提出了一种希望，这些人民是有“主义”的，所以他们不怕牺牲。这是在五四高潮时期才有的浪漫信心。

鲁迅接着说：

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 

再进一步说，在暴政下的臣民，在“刀与火”、“圣武”之下逃来逃去的民众，如果不反抗会怎么样？鲁迅认为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这倒不只是中国的国民性了，鲁迅举例说：

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

鲁迅在《随感录》里继续说：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这使我想起《论照相之类》中一段很精辟的话：

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

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解释：做奴隶的，也极想有机会做别人的主人。所以看着别人落难也是一种安慰。实在不行，那就找自己的女人，找自己的小孩。

鲁迅为何总“不满” 

今日之读者或许会问，鲁迅为什么对国家、社会、民众甚至自己有这么多不满？在《随感录六十一“不满”》中鲁迅做了回答：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在《随感录六十二》中，鲁迅的话更值得今天的青年思考：

我们更不要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这些话，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自称“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其实并不恨恨而死。

我加一句，通常是“恨恨而上网”。

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

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一》中认为，这种不是捧杀就是打杀的社会环境造成了：

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毫无改革，学术上没有发明，美术上也没有创作；至于多人继续的研究，前仆后继的探险，那更不必提了。

国人的事业，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

即便如此激愤，1917年的鲁迅，还是对青年人充满希望。他这样说：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在最后一篇《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里，鲁迅像战士一样发出自己的声音：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我想，他的话也不错。

我们下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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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讲《呐喊自序》，出自小说集《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