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秋兴》******

        我们在介绍《秋兴八首》第一首的时候就提到过，这八首诗之间的确有草蛇灰线、细筋入骨般的脉络联系，这是一种特意的构思和安排。譬如第一首的结尾是“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写深秋傍晚，站在白帝城楼上听处处响起的砧石上“捣衣”的声响，于是第二首的第一句就以白帝城的夕阳起兴，说“夔府孤城落日斜”，这样，第一、二首诗之间就衔接了起来。然而第二首首联的对句，也就是第二句“每依北斗望京华”，对于这一组诗来得更重要。钱谦益说这一句是“八章之骨”，是支撑斡旋八首诗的骨干。他以为这八首诗“重章叠文”，反反复复都不过是在申说“依斗望京”那一段心思。吴小如先生对此作了申说。他认为这一组诗从第三首的结尾“扯到长安”之后，就回不来了，此后便一直是写长安。据他讲《秋兴八首》最后的落脚点还是杜甫早年在长安的那一段生活，思想注意力集中的焦点还是在长安。杜甫对时局、对当时社会和国家的政权都有看法，长安毕竟是政治中心，所以杜甫的思路写到长安就没再回来。这样一来，他就把《秋兴八首》称作是“老杜一生经历的一个很简明的概括”（《吴小如讲杜诗》）。

        还有一个小细节也不能不提一下。第一首诗明明说的是“孤舟一系故园心”，“故园心”三个字还被王嗣奭点评为“点睛”之笔（《杜臆》），可是到了第四首诗中，却从“故园心”变为“故国思”了。王嗣奭认为这一扩大了悲秋心事，意味深远，因为接下去的第五、六、七、八首诗，都包括在了这个“故国思”之中。这让我们意识到，在杜甫这一组诗中，故园和故国其实是不可分隔的。家与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

        好，我们再说回到这八首诗之间清晰的脉络上面。第二首从夔州的傍晚写起，依次写到日落、初夜和夜深人静；第三首便继续按照时间的顺序，接写夔州的早晨，所谓“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这两句并没有直接上承前一首的“每依北斗望京华”，去直接写长安，而是先借“匡衡抗疏”和“刘向传经”两个典故，感慨自己的遭遇，看上去是推开了一笔，实际上却是正面申述和扣合了“秋兴”之“兴”的实质性内容，难怪钱谦益会把这里的身世感慨叫作“诗心”。发抒了感慨之后，杜甫才转回来说长安。第三首诗最后一句是“五陵衣马自轻肥”。“五陵”指汉高祖的长陵、汉惠帝的安陵、汉景帝的杨陵、汉武帝的茂陵和汉昭帝的平陵。汉代把豪杰名家们迁徙到各陵墓附近，“五陵”于是成为豪侠聚集之地。又因为“五陵”皆在长安附近，所以第四首诗一开始便自然地写起长安来。文思细密，水到而渠成。

        啰嗦了这么多，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秋兴八首》中的第四首吧。全诗如下：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迟。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身在夔州的杜甫听说长安的局势像下棋一样反复不定。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史叛军攻陷了长安，杜甫曾携家逃难，逃到了鄜州，今天陕西省的富县。七月，唐肃宗在宁夏的灵武即位，杜甫便前往投效朝廷，途中被安史叛军抓住，带回到长安，并写下了《春望》、《哀江头》等诗。他曾亲眼看到过长安被安史叛军焚掠一空、满目荒凉的景象。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为了和安禄山的军队作战，唐肃宗把驻守在西部北庭和安西的大军完全撤出，吐蕃自然就乘虚而入，占领了玉门关以西和北庭、安西的广大地区。现在，吐蕃的目标较之以前更大了，它开始进犯到陕西凤翔，甚至到了长安附近。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占领了奉天，即今天陕西省的乾县，并很快打到长安城下。吓得唐代宗逃往陕州避难，吐蕃占领了长安，把唐宗室广武王李承宏立为傀儡皇帝。尽管只有短短的十五天，可是对于流落漂泊在四川的杜甫而言，虽然这一次他没有亲身经历，却是闻所未闻的奇耻大辱。不过七年之间，长安竟然两次陷落，这对于一个看到过盛唐气象的诗人来说，变化也太戏剧化了，太沉痛了，所以他才写出了“百年世事不胜悲”的诗句。“百年”一词，仇兆鳌注为唐王朝“开国至今”。从唐王朝开国，到杜甫写《秋兴八首》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百四十多年，这样解释似乎也有道理。但我们仔细看下文，第四首诗主要写的是长安在短短几年间便再经丧乱，王侯之家沦落逃窜、狼狈已极的情景，以及自己的不胜悲苦之情，与他的《忆昔》诗不同，杜甫把对于唐朝盛世魂牵梦萦的追忆都放在后面几首去了。所以我认为，这里的“百年”当解释为“人生百年”，指人的一生。这一句的意思是说，我这一生所经历过的唐王朝的变化，想起来真是太可悲了。

        接下来，杜甫继续写他自己经历过的长安城里的时局变迁：“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吴小如先生对这两句解释得很通俗，也很俏皮，说这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得势的又得势了，倒霉的又倒霉了”，并指出这是唐王朝的“内忧”。如果我们再看一看钱谦益的注释，对这种变化的了解就会更详尽一些。钱谦益说，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城里宫殿的建筑已经极其宏丽，而王公和大臣们的第宅当时还没有超过法定的建制和规模。可是从安史乱军手中收复了长安之后，那些个大臣们，那些立了军功的将领们一个个都争着、比着盖大宅子，以至于当时人们把他们斥为“木妖”。又说，唐玄宗崇信蕃将，唐肃宗信任宦官，让这些人掌握着重权，一时间看上去朝廷里的文武百官都换了新人，与以前不同了。“衣冠”，指缙绅望族。仇兆鳌概括“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二句的意思，说是慨叹“朝局变迁”。请注意，是“慨叹”而不说是指责“朝局混乱”，这种态度比较接近于这一组诗的整体倾向和杜甫的为人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