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日前披露:缅北地区规模化电诈园区被铲除。中缅双方通过警务执法合作和一系列打击行动,累计抓获5.3万余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
有专家提醒,缅北电诈集团清剿后,应警惕毒品犯罪卷土重来。
今年6月,国家禁毒委办公室发布的《2023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去年缴获来自境外毒品20.5吨,同比上升84.7%。
《报告》指出,阿片类毒品和冰毒主要来自“金三角”,其中冰毒12.3吨、海洛因1.5吨、鸦片1.4吨,占全国缴获同类毒品总量的85.3%、95%和99%。
“电诈问题和毒品问题实际上都是缅北地区社会治理结构畸形的结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鲍志鹏对封面新闻记者表示,由于当地特殊的社会结构,导致非传统安全问题持续存在。
《报告》显示,2023年抓获国内跨区域外流贩毒人员8611名,同比上升30%。记者注意到,在参与运输毒品犯罪的人员中,不乏被高薪招聘诱骗至境外者。据澎湃新闻报道,近年来,仅在某网络平台找工作而陷入运毒犯罪的年轻人就有45人,超半数获刑15年以上。
2021年,某地警方通报案例显示,白某某纠集多人在缅甸建立多个“吞毒点”,通过互联网发布虚假招工信息,有组织地将无犯罪前科、身体健康的群众诱骗至缅甸,采用利诱、殴打、限制自由等方式,逼迫招募者通过体内藏毒、携包带毒等方式走私毒品至国内。
前辅警携带毒品入境被抓
自称遭胁迫
记者以“缅甸”“胁迫”“运输毒品”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发现相关案例上千件。案例显示,被骗至缅北运输毒品入境者不乏“90后”甚至“00后”,有些人还拥有较高的学历和不错的职业。
山东男子王迪就是其中一例,其父亲向记者讲述,王迪大学毕业后在老家交警队做协警。因考取事业编制失利,父子为是否继续备考产生分歧,王迪赌气离家后在网上看到“缅北博彩”的招聘信息,招聘者称工资每月一两万,王迪按对方安排来到缅甸后发现是骗局。
在被警方抓获当天的讯问笔录中,王迪回忆了在缅甸的经过——对方先是让他拉人赌博才能发工资,拉不到人要赔钱,不赔钱就不能离开。
王迪向警方回忆,对方后来又说可以让他回国,但要带点“东西”。“我没办法,就答应帮他们带。”
2018年7月,王迪在云南临沧被抓获,警察从行李中发现134颗海洛因,净重1387克。根据我国《刑法》,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五十克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2019年5月27日,保山市中院一审判决:王迪犯走私、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迪上诉,半年后,云南高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迪申诉,2021年6月,申诉被云南高院驳回。其父告诉记者,二审判决生效后,王迪进入保山监狱服刑。因坚持无罪,在死缓执行期满转为无期徒刑后,未获减刑,至今刑期仍为无期。
今年1月,王迪父亲向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提交刑事申诉状,请求依审判监督程序对王迪走私、运输毒品案立案再审。其代理律师表示,法官日前回复,需补充提交在缅甸的相关证据以证明其是否受到胁迫,根据新证据材料决定是否提起再审。
如何证明被胁迫运毒
律师:入境后应第一时间报警
司法实践中,如何自证遭胁迫运输毒品?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案例中随机抽取了十个案例,发现仅一名被告声称遭受胁迫的辩护理由被法院采纳,其余均被驳回。
2020年,陕西省高院二审审理的一起运输毒品案中,上诉人魏云辩称其遭胁迫运输毒品入境。法院审理认为,魏云称其受胁迫仅有供述而无其他证据佐证,其运输毒品过程中,有多次机会可选择报警,从而解除受人控制的可能性,但未实施上述行为,故并不属于“胁从犯”。
在王迪案中,云南高院同样认为,其从缅甸回到境内后曾停留住宿一晚,还给父亲打过电话,在此期间并未选择报警或向他人求助,被胁迫的理由不能成立。
“类似案件确实很多”。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张雨表示,此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被骗至境外的人携带毒品回到境内后是否马上自首,如马上自首,是可从轻甚至免予处罚的。但回到境内后不自首,可能被认为具有犯罪故意。
记者注意到,也曾有提出遭胁迫的辩护理由被采纳的情况。2019年云南高院二审审理的一起运输毒品案中,上诉人贺亮称遭受胁迫,法院认为贺亮关于其被胁迫的供述可与同车被抓获的黄某、郑某的证言印证,不排除其在精神上受到一定程度威逼或强制的可能性。
“但贺亮系主动偷渡到缅甸,被胁迫程度不足以导致其完全丧失意志自由,仍应对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最终,云南高院认为一审量刑过重,二审将有期徒刑十四年改为十二年。
数据显示,2023年共破获走私贩运毒品案件3.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6万名,缴获毒品14.6吨,同比分别上升18.5%、36.5%和43.1%。
如何应对来自境外运输毒品犯罪压力?如何防范公民被骗缅北运输毒品?
鲍志鹏表示,缅北毒品种植有一百多年历史,由于复杂的政治、民族、宗教等问题,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长期存在。短时间通过联合执法是有必要的,但从长期来讲,应让当地百姓找到合适的经济来源。同时,应有力提升当地社会公共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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