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 文明-西周礼乐与儒家思想溯源丨陈来讲中国思想探源

周代的礼乐文化，礼在广义上是包含乐的，所以除了教民敬、教民要让，还要教民亲和，人民之间、人民和统治者之间要亲和，没有怨气。“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这已经是一种性情上的平和，经常用乐礼来教化人民，人民性情就不会乖，就会变得顺和。这些都属于在礼的范围内，所施行的教化内容。“教让”“教亲”等等都是用礼乐教化来使礼乐本身能够发挥道德伦理的功能。所以，西周所讲的礼包括乐，跟后世所讲的是不一样的，它本身带有强烈的伦理目的，要实现伦理效能。这些跟早期儒家所讲的礼乐教化精神是一致的。《地官·大司徒》接着还说“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礼仪是教给人们要知道有等级，不能够随便超越等级；“六曰以俗教安”，礼俗能使人民安心。礼俗如何安民？《大司徒》说以“本俗六安万民”，有六种方法来安民，其中第二个说“族坟墓”，一个家族要有共同的墓地；第三个是“联兄弟”，兄弟要联合，“四曰联师儒”“五曰联朋友”。“联师儒”就出现了儒这个概念。《易经》、《书经》《诗经》里面都没有出现儒字，但是在《周礼》十二教里面出现了“联师儒”。联就是合的意思，合在一起的意思。关于师儒，东汉郑玄说是“乡里教以道义者”[1]。道当然是普遍的道理，义是指那些具体的礼乐技能。唐代贾公彦认为师儒是“致仕贤者，使教乡闾子弟”[2]，就是已经不做官的官员，回到乡里来教化子弟。于此也可见，在西周春秋，有不少官职所执掌的职能都跟教化有关系，而且是通过礼和礼乐来进行教化，这些都是西周周礼之教的反映。周礼之教化系统是以若干职官为载体的，不只是某一个职官，不仅仅是司徒，还有其它相当多的职官，它们共同构成西周的行政教化传统。这个教化传统，由这些职官所执掌，应该说这些也是后来儒家思想来源的一部分。

“儒”字在《周礼·天官》讲太宰之职里也出现过，其中说“以九两系邦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这里“师”“儒”是分开的，师儒是两种身份。儒跟牧、长、师、宗一样，它并不是一个特殊的职官名称，它类似于一种社会职业身份的类型，钱穆称其为流品。郑玄认为这里“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在《太宰》的叙述里，牧、主等等都是以他的特权身份或者管理身份使人民来接受其统治，但是师和儒，不是用他的特权身份，而是以他的修养、学识和德行，得到民众的信赖，使他们得以展开教化。照汉人以及清人的解释，师、儒在这里就区分开来了，师是特别强调有德行，儒特别强调有术艺。在战国，儒是思想流派之一，我们在社会层面上，并没有看到有这种跟师不同的“儒”。因此，《周礼》所讲的这种作为职业教化者的师和儒，应该不是战国时期流行的情况，也不是战国的时候一种编造，应该是在春秋时代出现的（如果不是西周的话）一种状况。

除了大司徒、师氏，在整个西周的德教体系里，专门负责教育国子的，还有大司乐、保氏、大司徒，等等。汉人说儒就是保氏，那保氏管什么呢？《周礼·地官·保氏》说保氏的职能是：“养国子以道，而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教，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强调的还是礼乐射御书数。此外，保氏还“教之六仪”包括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车马之容，等等。西周的国子教育，六仪六容，和三德三行、六艺是贯通的，这些跟早期儒家教学的内容，也是相合的。那么尤其是《保氏》所教的六仪六艺，在孔子的教学活动里面，确实是有广泛的体现。因此，如果说前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一种儒，这种儒的身份是表示对六艺六仪有专门的知识，用来教育教化当时的国子和民众，同时他也可以应别人的要求，来咨询和相助礼的操作。所以，如果我们说《周礼》里面包含有儒家思想的来源和基础，就是说从《周礼》面所记载的整个西周国学乡学的教育传统及乡政的教化传统里面，都可以看到很多明显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