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说法以胡适1934年《说儒》为代表。胡适的《说儒》也是在推原儒士儒家的原起。《礼记·儒行》篇里边有一句话说孔子“冠章甫之冠”,在墨子的《公孟》篇里边也说公孟子“戴章甫”,冠章甫、戴章甫都是指当时戴着一种礼帽,它是依据于古礼而戴的一种帽子。《仪礼·士冠礼》说“章甫,殷道也”,章甫这种帽子,它的根源是殷商的礼。既然孔子和孔子的后学公孟都是戴的从殷礼而来的章甫,胡适就断定最早的儒应该跟殷有关系,是殷的遗民,这些遗民是殷人的一个特定的集团转化出来的。什么集团呢?就是殷商时代的祝宗卜史。祝宗卜史应该说都是履行当时的神职职能的官员,这些人来源于殷朝,到西周以后一直到春秋的时代,就以治丧相礼为职业。因为他们原来懂得殷人的古礼,到了西周就帮助人做丧事、行礼节,这是他们的职业。这是胡适的看法。与章太炎注重发明许慎“术士”的观点相比,胡适特别注重发明许慎“儒柔也”的观点,他认为作为殷遗民的儒,就是以柔逊为特征。这其实没有历史根据,只是胡适的推测:殷朝的遗民,到了西周初期的时候,他们是亡国的遗民,因此他们的人生态度就是柔逊、顺从,那么这些人在西周的几百年里,就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帮助贵族阶级来做礼,相礼就是帮助他们来行礼,这些人是统治阶级的下层一部分。胡适认为这些人也是保持其民族礼节的一种人,民族礼节就是殷人的礼节。所以,在胡适看来,儒是什么呢?儒就是西周的那些保存了殷人的礼仪礼节的那些遗民。由于他们是亡国的人,所以在新的西周国家里,他们就养成了一种柔逊的遗风,这就体现为儒的风貌。胡适认为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许慎说“儒柔也”,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儒”戴的帽子是殷人古礼的帽子。这是胡适“说儒”的观点。
当然,胡适的这个讲法在当时也受到了一些挑战和批评。比如冯友兰先生,他就指出胡适引用的《墨子》里边的“公孟”,那个故事里边有个下文,就是墨子讲公孟“法周而未法夏,子之古非古也”(《墨子·公孟篇》),就是说公孟效法的其实是周礼,而不是古礼,尽管他戴的是章甫帽。公孟子有个特点就是强调古言古服,喜欢说古代的那些话,穿古代的那些衣服,但是墨子说,你的这些古言古服,其实是法周的现象。如果从这点来看,墨子当时的明确认知,就是公孟子的古言古服其实是周言周服,并不是殷礼。这样,孔子和公孟子冠章甫不是殷法夏,而是法周。实际上,孔子自己也讲他是“从周”,追求和效法的是周礼,那么公孟子作为孔子的门徒当然也不是要做殷文化的遗民。这是冯友兰先生对胡适的反驳[1]。同时冯友兰先生指出,儒和儒家是两个概念,不是一个概念,他说章太炎先生和胡适在这个问题上好像把这个问题混淆了。儒是古代的一种有知识、有学问的专家,
他们是散在民间,帮助人家教书和相礼,这是古代的儒;而儒家是一种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产生,并不能从儒这种教人教书相礼的职业得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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