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时,她那双深深凹陷的眼睛掠过我的头顶朝墙壁和窗户望去,她的声音也似乎很疲倦,经常忘了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变得爱生气爱叫喊。这也使我感到委屈:母亲应当公正,像童话中的一样,比任何人都公正。
有时我问她:“你和我们一起,觉得不好吧?”
她愤愤地呵斥我:“管好你自己的事。”
我还发现,外祖父正在准备干一件使外祖母和母亲都害怕的事情。他常常跑到母亲房间里,把门关上,在那里唉声叹气,尖声号叫,就像那个让我厌恶、身形扭曲的牧人尼卡诺尔吹出的牧笛声一样。其中的一次谈话,母亲大叫一声,声音大得整栋房子都听得见:
“不,我办不到!”
砰的一声,她把门关上了,外祖父咆哮起来。
这件事发生在晚上。外祖母坐在厨房桌子旁给外祖父缝衬衣,自言自语地咕哝着。门响过后,她仔细听了听,说:
“她到房客家去了,啊,我的天啊!”
外祖父冷不防地跳进厨房来,跑到外祖母跟前,对着她的头就打了一下,他一面甩着打疼了的手,一面嘶叫:
“不该说的别多嘴,老妖婆!”
“你这个老混蛋!”外祖母理了理被打歪了的帽子,缓缓地说,“你所有的打算,凡是我知道的,我都要告诉她……”
他向她扑过去,拳头雨点似的落在外祖母的头颅上。她并不躲避,也不推开,只是说道:
“打吧,打吧,混蛋!我给你打!”
我在吊床上朝他们扔枕头、被褥,从炕上扔皮靴,可暴怒的外祖父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外祖母倒在地上,他用脚踢她的头,最后自己也被绊倒了,还打翻了装着水的水桶。他暴跳如雷,又是吐唾沫,又是直哼哼,凶神恶煞地扫了一遍,就回到自己的顶楼去了。外祖母这才站起来,哼哼唧唧地爬到长凳子上,着手整理乱糟糟的头发,我从吊床上跳下来,她恶狠狠地说:
“把枕头这些东西都捡起来放回去,都是你想的好主意,扔枕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死老头子是在发疯,混账。”
她忽然吃不住疼,哎哟一声皱着眉头低下头来叫我:
“你给看看,这怎么疼得这么厉害?”
我把她头上沉甸甸的头发拨弄开,看到是一根针深深地刺进了头皮里,接着又发现一根,我把它拔出来,手指都失去了知觉。
“我还是把母亲叫来吧,我好怕。”
她摆摆手说:
“你糊涂了?我就不信你敢去叫。她没听到,也没看到,就万谢了,你还去叫她?滚开。”
她开始用织花边的灵巧的双手在黑密的头发里拔出两根弯了的粗发针。
“疼吗?”
“没事,洗一下就好,洗一下就好了。”
她诚恳地央求我:
“别告诉你母亲他打我,听到了吗?就这个他们父女俩就仇恨深了,你会不会说?”
“不会。”
“那就好,记住了,来,我们收拾一下。我的脸没破相吧?对,这样就谁也不知道啦。”
她开始擦地板,我心里涌起感动,说:
“你就是个圣徒,人家欺辱你,你也不放在心上。”
“你说的是什么傻话?圣徒?你嘴真甜。”
她絮叨了半天,四肢在地上爬来爬去,把地板擦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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