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胚胎时代04

二曰史，掌人事者也。吾中华既天、祖并重，而天志则祝司之，祖法则史掌之。史与祝同权，实吾华独有之特色也。重实际故重经验，重经验故重先例，于是史职遂为学术思想之所荟萃。周礼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内史、外史。“六经”之中，若《诗》太史乘轩所采、若《书》、若《春秋》，《汉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皆史官之所职也；若《礼》、若《乐》，亦史官之支裔也。故欲求学者，不可不于史官。周之周任、史佚也，楚之左史倚相也，老聃（dān）之为柱下史也，孔子适周而观史记也，就鲁史而作《春秋》也，盖道术之源泉，皆在于史。史与祝皆世其官，史之世官，至汉犹然，司马谈、司马迁其最著者也。若别为一族者然。盖当时竹帛不便，学术之传播甚难，非专其业者，不能尽其长也。而史之职，亦时有与祝之职相补助者。盖其言吉凶祸福之道，祝本于天以推于人，史鉴于祖以措于今。故《汉志》谓道家出于史官，而阴阳谶纬家言，亦常有与史相通者。要而论之，则胚胎时代之学术思想，全在天人相与之际；而枢纽于两者之间者，则祝与史皆有力也。今列其系统如下：
此外尚有医官、乐官，亦于当时学术思想，颇有关系。但所关者只在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也，故略之不别论。古者之医必兼巫，故古“医”字作“毉(yī)”。《黄帝内经》有祝由科，然则医实祝之附庸也。乐与诗同体，诗掌于太史，乐官亦称瞽（gǔ）史，然则乐实史之附庸也。
吾于此章之末，欲更有一言，即当知此时代之学术思想，为贵族所专有，而不能普及于民间是也。吾华阶级制度，至战国而始破；若春秋以前，常有如印度所谓喀私德Castes，印度分人为四种，最上者称婆罗门，其次为刹利，其次为毗(pí )舍，最下者为首头陀，不许互通婚。中世欧罗巴所谓埃士忒(tè)德Estates欧人大率分僧侣、贵族、公民、奴隶四种。者。盖上流人士，握一群之实权，不独政治界为然，而学术思想界，尤其要者也。加以文字未备，典籍难传，交通未开指舟车来往等言，流布尤窒，故一切学术，非尽人可以自由研究之者。其权固不得不专归于最少数之人，势使然矣。而此少数之人，亦惟汲汲焉保持其旧，使勿失坠，既无余裕以从事于新理想，复无人相与讨论，以补其短而发其荣，此所以历世二千余年，而发达之效不睹也。虽然，此后全盛时代之学术思想，其胚胎皆蕴于此时。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班《志》全本刘歆《七略》，故今用其原名。所述，谓
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出于史官。
阴阳家者流，出于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出于理官。
名家者流，出于礼官。
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
纵横家者流，出于行人之官。
杂家者流，出于议官。
农家者流，出于农稷之官。
小说家者流，出于稗(bài)官。
虽其分类未能尽当，其推原所出，亦非尽有依据；要之古代世官之制行，学术之业，专归于国民中一部一族，非其族者不能与闻，《管子》称士有士之乡，农有农之乡，工商有工商之乡，不可使杂处。又曰：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盖古俗然也。古者以官为氏，如祝氏、史氏、乐正氏、仓氏、庾氏等，皆由世业之故。非在官者不获从事。此不惟中国为然，即各国古代，亦莫不皆然者也。中世欧罗巴学术之权，皆在教会；迨（dài）十五世纪以后，教会失其专业，人人得自由讲习，而新文明乃生。论者或以窒抑多数之民智为教会诟病，而不知当中世黑暗时代，苟无教会以延一线之光明，恐其堕落更有甚者，而后起之人，益复无所凭借也。然则知人论世，其功与过又岂可相掩耶？观胚胎时代之学术思想，亦如是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