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多，那个打造“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人走了

当地时间10月14日，斯坦福大学荣誉教授、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他位于旧金山的家中平静离世，享年91岁。

作为当代最重要的社会心理学者之一，津巴多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一项成就，便是他在半个多世纪前主导的那场“斯坦福监狱实验”。

这场原本计划进行两周的模拟实验，最后只持续了短短6天，却成为现代心理学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案例，不仅被选入高校心理学入门教材，还先后被改编成4部电影。津巴多本人也围绕这次实验写出了《路西法效应》等著作。

1971年，津巴多在监狱实验现场

回到1971年8月15日~20日的那6天里，在斯坦福大学乔丹楼的地下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起因：宿舍楼里的一个反常周末

1971年无疑是津巴多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由他重新编写的新版《心理学与生活》出版后大获成功，津巴多自己也一跃成为“学术界的富人”。他捐掉了自己的旧自行车，买了一辆银色的二手奔驰。

与此同时，19世纪60-70年代也是美国社会风起云涌、各种运动不断的时期——嬉皮士、环保、反战、女权……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们，也在各种运动中冲在前面。

当时38岁的津巴多也满怀抱负，积极带领学生们讨论研究心理学领域的新话题。他计划开一门新课，主题是“行动中的社会心理学”。为此他列出了若干主题，让学生们任选一个，并就此分小组展开研究和实验，最后形成报告。

其中一个小组选择研究监禁心理。津巴多给了负责这个项目的学生一些相关建议，诸如让扮演狱警的学生都穿同样颜色的衣服之类。然后这组学生在宿舍里设计了一个模拟监狱，实验进行了三天，从周五到周日，周一他们就在课堂上做了报告。

为了增加报告的分量，扮演狱警的学生还特意穿着他们的“制服”出现在课堂上。然而，令津巴多震惊的一幕发生了：一个扮演囚犯的学生突然当场崩溃，对和他同组的一个“狱警”说：“我无法再把你当成朋友了，因为我看到了当你拥有那种权力的时候会做些什么！”

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名学生忍不住哭了出来。其他几名扮演“囚犯”的学生也都跟着流下了眼泪，并表示这是自己迄今有过的“最糟糕的体验”。

事后，津巴多把这个组的学生都叫到了实验室。他了解到：在这短短三天里，崩溃的不止那位当场流泪的男生。还有一个女生对与她同寝室的“狱警”扮演者哀求：“我实在受不了了，如果你能放了我，我做什么都可以……”

津巴多开始考虑：这些学生最初主动选择了监狱主题，有没有可能是他们本来就有一些施虐或受虐的性格呢？他决定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他在当地的报纸上登了一条短短的广告，招募男性大学生参与“监狱生活心理研究”，为期1-2周，报酬是每天15美元。

当年津巴多刊登的招募信息

75人回应了这则广告，津巴多与助手对他们进行了一整套心理测试，最后选出24名心态良好、身体健康的志愿者，给他们随机分配了狱警和囚犯的角色。

实现：由真正的警察去“逮捕”他们

研究是在乔丹楼的地下室进行的，这里没有窗户，也没有灯，他们把走廊的一端封锁起来，在那里架设了摄像机。津巴多还提前带“狱警”们去一家军用品商店挑选了军队风格的制服，并协助他们将地下室布置成尽量贴近真实监狱的模样。

“这样做是为了让‘狱警’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地盘。”津巴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而那些‘囚犯’则是之后才进来的。”

斯坦福大学乔丹楼

当时斯坦福大学有一个“人类受试研究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核由志愿者参与的相关实验活动。实验开始前，委员会代表来检查了地下室，强调了消防器材的安置，并提醒要给志愿者们提供一日三餐。

很多有关这场著名实验的描述，都主要集中在“狱警”和“囚犯”在那个地下室里共处期间所发生的事。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被忽略了，那就是实验开始前的“逮捕”。

津巴多认为：斯坦福监狱实验得以实现的关键之一，就是由警察来剥夺“囚犯”的自由，和现实世界中一样。为此，他大胆地找到了当地警局，说服警长安排一辆警车和两名真正的警察，去镇上一个个地“逮捕”那12名扮演囚犯的志愿者，给他们戴上手铐，押入拉着警笛的警车里带到警察局，按指印、拍照、登记，然后将他们蒙上眼睛关押起来。

1971年的实验现场：乔丹楼地下室

随后，这批“囚犯”被带到斯坦福大学乔丹楼的地下室，被“狱警”们脱光衣服，穿上一件背后缝有编号的罩衫。津巴多等人甚至还考虑过剃光“囚犯”的头发，最后改为戴上头套。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削减个性、创造一致性”。

第一天平稳度过，没人把这个实验太当回事。津巴多和“狱警”小组开了会，授权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管理“犯人”，但不许施加体罚和暴力伤害。

第二天早晨情况就开始变化了：三间牢房里，有两间的“囚犯”开始反抗，他们锁上了门，撕掉了制服编号，摘掉了头套，并开始咒骂“狱警”。“狱警”来问津巴多该怎么办。他回答说：“这是你们的监狱，你们想怎么办？”

值班的“狱警”们喊来了替补队友，12名“狱警”全员出动，冲进了牢房，扒光了所有“囚犯”的衣服，还把其中几个人绑了起来，关进了“禁闭室”——那是走廊里的一个橱柜。

津巴多也注意到了变化的发生——有“狱警”对同伴说：“这些‘囚犯’很危险，我们必须控制住他们。”至此，实验现场变成了一所由心理学家管理的监狱，而不是一个由心理学家进行的监狱实验。

虽然津巴多反复对“狱警”们强调不可以使用暴力，但他们很快开始利用直觉与常识，挑拨一间牢房与其他牢房“囚犯”们的关系。比如，三间牢房里，唯一一间没有“暴动”的牢房被“狱警”们定义为“好牢房”，里面的“囚犯”得到了更好的食物，而另外两间牢房的“囚犯”则被取消了晚饭。

从那一次开始，这些“囚犯”们再也没有团结起来过，而“狱警”各个小组则自动形成了有带头人的模式——每个小组的三名“狱警”中都有一个人自动成了首领，对“囚犯”们严加管教；还会有一个人比较温和，另一个人则跟随那个头领。

局外人：“为什么我能看到你却看不到？”

“在这场实验里，似乎每一个角色都会如此——你开始扮演一个角色，然后就变成了那个角色。”津巴多在回忆录中这样总结：“我想这大概是斯坦福监狱实验所传递出的最重要信息之一。”

他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转变成了监狱主管。一所真正的监狱里该做的所有事他都安排了：设定了家属来探访的日子，请来了监狱牧师和公共辩护律师，并由他的一位童年好友兼刑满释放人员扮演“假释委员会”的负责人，与“囚犯”们谈话——内容几乎都是打压和羞辱。

1971年实验现场，津巴多正与“狱警”们开会

当监狱牧师来看望“囚犯”时，他问每个人：“你叫什么，我的孩子？”所有人都说出了自己的编号而不是名字。

津巴多还注意到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通过隐藏的麦克风录音，他们监听了“囚犯”们在牢房里的对话，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谈话都是关于当前情况的——如何计划逃跑、糟糕的事物、哪些“狱警”很可怕，哪些“狱警”相对好说话……

一切都围绕着他们“身处囹圄”的现状，没人谈论起自己真实的生活，他们仿佛突然被自动困在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所在，外界的现实与时间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1971年监狱实验现场

从第二天开始，每天都有一名“囚犯”崩溃。崩溃的人会被“释放”并送去学生健康中心。当第一个崩溃的囚犯被送走后，监狱里传开了一个谣言：他其实是装病脱身，很快就会带着自己的朋友闯进来解救大家。

津巴多立刻相信了这个谣传，甚至一度想要转移这些“囚犯”。过了很久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如何不假思索地深陷那个“监狱实验”之中。

1971年8月19日，实验进行到第五天晚上时，夜班“狱警”们对“囚犯”的折磨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峰——头上套纸袋、腿绑在一起、推搡、辱骂……

1971年监狱实验现场：“狱警”在巡查

这时津巴多的女友克里斯蒂娜来找他了，两人之前约好了一起吃晚饭。津巴多招呼女友过来看看自己的实验现场，这时他虽然精疲力竭，但仍沉浸其中。

克里斯蒂娜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这太可怕了，这些男孩子在遭罪，你要为他们的痛苦负责！”她哭着问津巴多：“你看不到这些东西吗？为什么我能看到你却看不到？”

两人大吵一架后，津巴多清醒了过来。第二天上午他提前结束了这个实验。当时“监狱”里只剩下5名还没崩溃的囚犯了。

在《路西法效应》一书中，津巴多总结道：“所有这一切都显著解释了情境的力量：社会环境足以改变每个个体的人格与社会行为，其力量之大在这项研究之前是从未见过的……当我们融入新的环境时，情境能最大限度地控制人格，其重要性凌驾于我们过去的学习经验、价值观和信念之上。”

在这场监狱实验之前，早期的人格心理学强调人性的初始性，认为人性善恶生而有之，不受环境左右。而在这个“监狱实验”里，津巴多让我们看到了被环境绑架的人。“我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各种机构环境中度过，每种环境都包含管控系统、清晰或隐含的行为准则、奖惩措施。”他写道，“在许多情况下，正是这种体制力量创造、维持了社会环境，并赋予其意义和合理性。”

尽管这场实验为自己奠定了一生声名，津巴多却在其自传中表示：不希望墓志铭只写着“他是那座斯坦福监狱的监狱主管”。“如果有一个很大的墓碑，可以这样写：他把人们从害羞的牢笼、无知的牢笼、自我膨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他做得兴致勃勃，同时也激励年轻人去成为‘日常英雄’。”

这就是津巴多对我们的期望——摆脱内心和外界那无数个隐形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