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社会主义的精义》（2）

孙中山《社会主义精义》暨《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全文（2）

尝考社会主义之派别为：一、共产社会主义，二、集产社会主义，三、国家社会主义，四、无政府社会主义。在英、德，又有所谓宗教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其以宗教、世界而范围社会主义者，皆未适当。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盖以国家社会主义本丽属于集产社会主义之中，而无政府社会主义又属于共产社会主义者也。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然今日一般国民道德之程度来能达于极端，尽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尚居少数，任取所需而未尝稍尽所能者，随在皆是。于是尽所能者，其所尽未必充分之能，而取所需者，其所取恐又为过量之需矣。狡猾诚实之不同，其勤惰苦乐亦因之而不同，其与真正之社会主义反相抵触。说者谓可行于道德智识完美之后，然斯时人民，道德智识既较我人为高，自有实行之力，何必我人之穷思竭虑，筹划于数千年之前乎!我人既为今日之人民，则对于今日有应负之责任，似未可放弃今日我人应负之责任，而为数千年后之人民负责任也。故我人处今日之社会，即应改良今日社会之组织，以尽我人之本分。则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凡属于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补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于公理之平允。斯则社会主义之精神，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

我人所抱之唯一宗旨，不过平其不平，使不平者底于平而已矣。满清以少数人压制我多数汉人，故种族革命以起；专制政体以一帝王压制我多数人民，故政治革命以起。至社会革命，原起于少数大资本家之压制多数平民耳。在各国贫富之阶级，相差甚远，遂酿成社会革命，有不革不了之势。在我国之大资本家尚未发生，似可无庸言及社会革命。然而物质文明，正企业家纵横筹展之时，将来资本大家之富，必有过于煤油、钢铁大王者。与其至于已成之势而思社会革命，何如防微杜渐而弭此贫富战争之祸于来然乎?譬诸欧西各国，疾已缠身，不得不投以猛剂，我国尚未染疾，尤宜注意于卫生之道。社会主义者，谓为疗疾之药石可也，谓为卫生之方法亦可也。惟我国与各国社会之状态不同，则社会主义施展之政策，遂亦因之而有激烈、和平之不同矣。各国尚多反对社会主义之政府，我国则极赞成采用社会主义者也。然则我国主张社会主义之学子，当如何斟酌国家社会之情形，而鼓吹一种和平完善之学理，以供政府之采择乎。

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

然为人类谋幸福，其着手之方法将何自乎?自不得不溯人类致苦之原因。人类之在社会，有疾苦幸福之不同，生计实为其主动力。盖人类之生活，亦莫不为生计所限制，是故生计完备，始可以存，生计断绝，终归于淘汰。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经济学者专从经济一方面着想，其学说已成为完全之科学，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之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