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贺诚是我军首任卫生部长、党和军队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但在建国后,他当过“五十年代的头号右派老爷、六十年代的走资派、七十年代的复辟派”,吃了不少的苦。今天帝哥就来说说贺诚在建国后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贺诚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委卫生部长。1953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卫生部设立政治部,《八一》杂志社社长白学光调任政治部主任。白学光上任后,到军委卫生部的一些直属单位跑了一圈,走马观花看到了一些诸如浪费、医疗事故和工作人员不安心等不好的现象,便动手写了一份批评卫生部领导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报告,报告里说:
卫生部领导忙于直属单位的行政事务,对全军的卫生业务以及直属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根本就没有指导。
虽然当时的军委卫生部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但白学光不顾客观形势,把一般性质的问题说得危言耸听,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提供了一份严重失真的材料。毛泽东历来痛恨官僚主义作风,他看到这份报告后果然大怒,并作出批示:
从白学光的报告看,军委卫生部无领导、无政治,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
贺诚主动承担了军委卫生部的所有责任,他写下了诚恳的检讨:“在胜利形势下,妄想百废俱兴,急于求成,而没有考虑到主观力量和客观要求的结合。”这年7月,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免除贺诚军委卫生部长的职务。
此后的10多年里,贺诚不断受到批判,1970年,他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遣送到太原市北郊的“总后干休所”,吃尽了苦头。
“九˙一三”事件后,党内许多冤案都得到了平反,但贺诚一直没得到平反的消息。1972年6月28日,贺诚终于鼓起勇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历史,逐条驳斥了自己身上的“罪名”,信的最后是这么写的:
主席,我写这封信的心情是沉重而又激动的。但我对前途的展望是乐观的。我的未来,会死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是死在太原北郊的总后干休所。这是肯定了的。
6月29日,毛泽东在看了这封信后,马上作出批示:
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予工作。
不久以后,贺诚从山西回到了北京,总后给他安排了房子,但他的工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直到1975年春节,贺诚的女儿贺礼荣终于坐不住了,她决定给邓小平写封信,要求为父亲安排工作。信写完以后,贺礼荣和丈夫却很犹豫该不该把它寄出去,因为他们并不打算把此事告诉贺诚,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封信会不会给父亲带来灾祸?如果这封信落到了别人的手上,又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此时贺礼荣还在上中学的儿子早已不耐烦了,他一把抢过那封信,对父母说:“你们怕事,写我的名字,将来有事要枪毙,我还不够年龄呢!”
最终这封信被顺利地送到了邓小平手里,邓小平又把这封信呈送给了毛泽东,并建议给贺诚安排工作。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的汇报后,十分吃惊地说:“贺诚同志的问题,我在3年前已经批了,为何现在还要议?”
随后毛泽东认真把信看了一遍,并再次作出批示: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傅连暲和贺诚一样,也是著名的红色医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却在“运动”中含冤去世。这个批语,情见乎辞,反映出了毛泽东对傅连暲、贺诚二人的深厚感情,以及对他们蒙受迫害和冤屈的沉痛心情。
不久以后,贺诚出任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开始了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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