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拷问灵魂 第二章：大楼终建成，分配起风波

第五篇：拷问灵魂

第二章：大楼终建成，分配起风波

1977年冬天，我从45军医院出院时，医生给我开了两个月休息证明，要我恢复健康后再工作，我回家只休息了7天就闲不住了，带着羸弱的身体又开始了工作。

1978年年初，大楼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雅安城建委主任葛光辉听说我出院了，打电话询问公产股同志，他们说我在工地上。葛主任立即赶到新康路工地找到我。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刚出医院，多休息几天再工作嘛。”我恳切地对他说：“在家闲不住，想早点把大楼的验收工作完成了。张局长还等着我早日提交房屋的出租与分配方案，想赶在春节前落实到各家各户。好让老百姓能在新居里过个春节。”他听了我的汇报高兴地说：“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你们要尽快组织力量，在春节前对因居住困难而提出申请的居民，逐户核实，并提出分配方案。让老百姓能得到实惠。供销社的同志对已经分配到手的商铺很满意。最近，建委研究决定，想把雅安中大街的雅安地区百货公司门市部也进行改造。鉴于你们财税局公产股已经积累了联合改造旧城的经验，你去和雅安地区百货公司负责同志协商一下，可运用供销社拆建模式，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损毁的中大街百货公司门市部进行改造重建。提交一个方案到建委，在中大街再大干一场……”

得到葛主任的指示后，我立刻对这两项工作开始着手进行。先组织公产股的同志分成3个小组，对因居住困难而提出申请的居民进行核实。1978年年初的天气特别冷，大雪飘飘，寒气刺骨，我们每个小组的成员都顶着寒风，冒着大雪对居住窄小的困难户，挨家挨户调查了解。我亲眼看到：有一家三代，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屋内；有的夫妻已离婚，一方无房搬出，另一方又再婚，新人入住，经常吵闹不休；有一家十三口，住在不到30平方米的房中。用木板隔出一个楼，5个孩子睡在阁楼上，4个大人睡在一张木床上，还有4个孩子睡地铺；有的房屋年久失修，下雨时用几个面盆接水；有的房屋倾斜，十分危险……我目睹这一切，心里很不好受，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家房管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30多年了，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还那么差，我从心里感到没有尽到责任，对不住他们。

经过为期7天的调查核实，统计出急需解决住房问题的居民共有300多户。这些住户，人均住房不到两平方米，如果想一次性解决，这次新建的住房还有100多套的缺口。张正纲局长听完汇报并查阅了上报的详细资料，这位老共产党人的眼睛湿润了：“你们核实的这些困难户，我听后心里很难过，对他们的困难应给予优先解决！这次的住房分配要跟上次一样，层层把关，杜绝走后门、照顾情绪。我考虑，第一批先拿出220套房屋给真正的困难户，留下34套备用。”听了张局长的意见，我打心眼里敬佩这位老共产党员处处为百姓着想的精神。建委葛光辉主任给我布置的第一项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

紧接着，我又开始考虑雅安中大街的拆迁规划。经过实地考察，我提出，将百货公司在文革期间损毁的三层房屋以及紧靠百货公司门市部的一幢二楼一底的职工宿舍全部拆除，联建成一幢7层高楼。建成大楼的一至三层作为百货公司的营业区，四层为办公区，五至七层作为职工宿舍。并在大楼与苍坪路小山子之间修建一条过街通道，这样，百货公司的职工可以从过街通道走到苍坪山上散步健身。

我把这个方案交予承建单位制成图纸并与百货公司负责人协商，由县财税局和百货公司共同出资改建中大街百货公司。看完方案和图纸，百货公司负责人当场表示同意方案。我带着这一喜讯向建委葛光辉主任作了汇报，他高兴地对我说：“你要尽全力促使百货公司把建设中大街的方案定下来，并签署协议。至于新建工程的资金，由我同财政上商量。”

面对即将开工的项目，我心情舒畅，渴望拼搏，总感觉有使不完的力气，干不完的事。为此，我特意在办公室挂了一副对联“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以此来勉励自己。正当新康路大楼建成，公产股在大楼建设中的有功人员欢天喜地手捧奖状，准备向第二个目标——中大街百货公司改建项目发起冲刺的时候，一个新的“危机”悄悄逼近。

1978年元月的一天，张正纲局长突然通知我回财税局开会。我满以为这次会议是局里在分配新康路新建大楼住房前，要再次审议居民住房名单。于是，我带上了所有困难住户的调查材料，来到张局长办公室。刚一进门，却看到张局长阴沉着脸，旁边的许明富副局长，面带愁容。见此情景，我立时感到情况不妙。果然，见我到了，张局长要我先坐下，然后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今天通知你来，是向你宣布一件事，从即日起，公产股被划到县城建局。事前没有征求县财税局的意见，县政府办公室就直接下了通知，说是县委一位副书记决定的。我向他们提出，是否等到新康路新建成的住房分配下去后再作移交，但得到的答复是马上办理交接手续，新康路新建住房的分配方案一并移交给城建局统筹考虑……”听了张局长的话，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糟。即将与一起工作了20多年的领导、同事分别，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而且，之前定下来的住房分配方案也极有可能会因为公产股划归到城建局而被搁置。想到这些，我不免忧心忡忡。

张局长是一个党性很强的老党员，他坚决服从县委的决定。两位局长给我做工作，要我坚决服从上级安排。同时，二位局长再三强调，公产股划给城建局主管，对即将建成的新康路商住大楼的分配方案要全力争取城建局的领导认同。

1978年1月8日，财税局召开了全局盛大的欢送会，特地借用了城关镇委大院坝，通知全体干部和工人一个不少，请照相馆来拍了一张财税局欢送公产股全体同志的合影照片。

第二天，雅安县城建局通知我一个人到局长办公室。城建局的几位领导早己到了，其中一位领导对我说：“欢迎你们到城建局来。从今天起，雅安财税局原公产股划归县城建局管辖，并改名为雅安县房管所，今后，你们的规模也比以前更大了。”听了他的表态，我想：城建局主管城市建设，在他们的领导下，今后的房管工作会更有发展前途，而中大街的改建方案，也会得到城建局的全力支持。那位领导接着又说道：“你把当前所抓的主要工作汇报一下。”听到让我汇报工作，我心情特别激动，便把新康路大楼的工程进展情况以及调查收集的因住房困难而提出住房申请的困难住户的资料及财税局关于大楼建成后的住房分配方案一并向领导作了汇报，同时也将中大街百货公司改建的方案呈报给了城建局领导班子。在场的局领导班子在听取完我的汇报后没有表态，只是叫我等消息。

一连等了5天都没有消息，我有些坐不住了，想找局长问问情况，可转念一想，自己刚到个新单位，贸然去催问，不是很合适，于是，我耐着性子又等了三天。终于，一位局长通知我到他办公室，满脸阴沉地对我说：“我们研究了中大街百货公司的改建问题，一致认为，目前我们城建局还不具备这个实力进行这项工程，所以班子决定暂不考虑中大街百货公司的改建项目。新康路在建的公房分配是件大事，你把全部申请分配住户的材料送到局里，班子组织再研究。春节前没时间了，过了春节再说吧。”他的话如同一记闷棍，把我“打昏”了，我不便同他争辩，独自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眼见着居住困难的住户搬进新居的希望就要变成泡影，这样一来，怎么对得起那些长期生活在破屋烂棚里的百姓！一时间，我的心里五味杂陈，很不是味。

1980年，我年满43岁。这一年春节过后不久，新康路新建的7层大楼竣工。负责守楼的陈师傅对我说，有很多人拿着城建局批的条子来看房，而房管所的经办人员更是义愤填膺地告诉我：“城建局的领导将财税局原先拟定好的分配方案搁在一旁，完全不顾老百姓的疾苦，进而擅自做主把建好的公房优先分配给各自的亲朋好友，简直是太气人啰！”听到这些，我强忍着心中的怒火，静静地等着，等着城建局给我一个说法。

终于，城建局通知我去开会了，局长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不同意财税局原来的住房分配方案，要重新讨论研究住房分配人的申请资格。于是，我把最急需解决住房的贫苦老百姓的申请名单再次呈报局领导班子，可惜被再次否定。甚至连一家十三口只有20多平方米面积住房的特困户也被取消了申请资格。相反，局领导班子拿出的一份分房名单上，却没有一户是符合急需解决住房条件的。我仔细看了看这份名单，基本上都是各个领导的亲朋好友。他们的一意孤行，终于让我忍无可忍。是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我心里明白，这种选择我是要付出代价的。然而我不再考虑个人得失，把心一横，忿忿不平地大声说道：“你们拿出的这份名单上的人，根本就不是住房困难的住户。而原先财税局所提交的名单是经过实际调查得来的，那上面的住户才是急需解决住房困难的住户。身为共产党员，就要对得起党员的称号，对老百姓要有良心。”一听这话，那位局长气急败坏地吼叫着：“谁没有良心了？”我也毫不退让，大声说道：“假公济私，不关心老百姓疾苦的人就是没有良心。”

会议最终不欢而散。我走出会场，心情难以平静。不知不觉中，我来到青衣江畔，在河滩的大石上陷入了沉思。滚滚江水，仿佛是在向这世间的不公发出声声呐喊；江风习习，仿佛是在鞭挞拷问我的灵魂：“怎么办？！是继续为百姓奔走呼号还是就此沉默？！”我一遍又一遍地问着自己。如果继续为百姓呼号，人微言轻的我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就此沉默，那么作为预备党员的我又怎么对得起党员这一崇高的称号。怎么对得起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百姓。一时间， 我感到一阵揪心的疼。那帮所谓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置百姓的疾苦于不顾，假公济私，玩弄权术，中饱私囊。如同一条条卑微渺小的蛀虫，侵蚀着党的肌体，败坏着党员的名誉。老天呀！你太不公道了。但我要把这种不公道扭转！

经过了一夜的不眠。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床写好材料，并在上班第一时间就找到雅安城建委葛光辉主任反映分房的情况。葛光辉主任立即向县委一位分管城建工作的副书记反映了情况。然而，这位副书记表面上支持我，暗地里却把我的反映材料交给了城建局的那位局长。有了上级领导的支持，那位局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拿着我写的材料，得意洋洋地说道：“你告得倒我吗？你写材料给上级，最后还不是到了我手里。城建局是我当局长，还是你马志平当局长？”面对他嚣张的诘问，我也不客气地回击道：“这两百多套房子你们都拿去吧，想给谁就给谁。只要你们觉得良心能安！”说完，我转身就走出办公室，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我在“太岁”们的头上动了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一个接一个的打击降临到我头上。几天后，局里派来一个叫王以金的转业军人来房管所担任领导，我靠了边。紧跟着，他们又在我预备党员转正的问题上来卡我。组织一些党员在转正的问题上给提意见，说我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控制房管所，搞“独立王国”。把我带病工作说成是抓权……在他们的授意下，每一次的转正讨论会都以各种理由不同意我转正。目的就是要把我为期一年的预备期给拖过。那样的话，按党章规定，一年之内不能转为正式党员就要被取消预备党员的资格。  在那个年代，这就是政治污点，在单位里会被别人看不起，我明白这个后果的严重性。

眼看一年转正期快到了，局党委照例想以拖的方式来将我最终“解决掉”。在讨论会上，秦文彩副局长实在看不过去了，他先念了段毛主席语录：“不要把一个同志一棍子打死……”随后又列举了我工作中做出的很多成绩。他高声的说：“将近一年来的多次讨论，并没有发现马志平同志有什么问题。我同意马志平同志转正。”党员罗晓定接着发言也同意我转正。与会的其他党员看到秦局长、罗晓定率先同意我转正，也纷纷举手表决，同意我转正。在多数党员的赞同下，我被批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上报了雅安县委组织部。

没几天，那位想阻挠我成为正式党员的局长又心生一计，准备在工资待遇上卡我。当时，全县工资全面调整进入尾声阶段。我在1952年参加工作时，工资标准被定为行政23级，每月可领取45元5角。这次工资调整，城建局划了3个等级的调资指标，每一级5元，按贡献大小上调，由大家讨论后实施。在那个时代，5元钱在人们眼里就是一块“金砖”，大家都想拿到手，因而争论不休。由于我在财税局工作积极，贡献突出，原本已讨论通过准备实行的涨工资，因为公产股隶属关系改变成城建局房管所而改由在城建局实行。那位局长听说房管所代素群同志未调上工资有意见，便亲自找到她，要她找我，把我从财税局带来的上调工资指标让给。代素群长年体弱多病，身体一直不好。她的工资和我一样，都是23级，她对我说：“本来我不想找你，是局长叫我来的。”我很同情她，便欣然同意把调资指标让给了她。

当时，城建局连一个正式通知都没有就撤销了我房管所所长的职务，连工会委员的名单上也将我划掉了。尽管我不再担任房管所领导职务，但所里的同志们依旧很信任我、理解我。大家一直都很团结。相处了20多年的知心朋友张体福，目睹我几起几落，常常安慰我说：“你有一颗忧患不安的心。不安于在平坦的柏油路上散步，乐于攀登，所以跌下来次数也就多。这次跌倒，我相信你还会站起来的。”

正当我的处境极为艰难的时候，供销社新调来的主任李国基伸出了热情的手，希望我到供销社日杂经营部出任经理；商业局代启龙局长也邀我到县饮食服务公司出任经理。这两个单位的领导对我的信任让我很受感动。雅安财贸办主任李候喜也打来电话：“听说你在城建部门处境艰难，你回财贸口来吧！我们需要你这样能干的人，商业局、供销社任你选。”

我在财税局原公产股以及新成立的城建局房管所工作了20多年，与同志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确实舍不得离开他们。但，如果我再坚持留在房管所，会让房管所的同志们两头为难。反复思忖了多日，我终于下决心要离开房管所。

离开房管所后该往何处去，我又一次面临艰难的选择。之前，雅安供销社主任李国基、雅安商业局局长代启龙都来找过我，特别是商业局代启龙局长慎重地对我说：“如果你决定了到饮食服务公司去任职，我就去找县委组织部以及地区财贸部，尽全力争取任命你为饮食服务公司党总支书记、经理……”

我这个“倒霉”的人，没有想到居然还有人要我去他们单位当经理，这应该是件喜事。但我反而愁得几天都没睡好。我反复比较了两家单位：供销社日杂经营部地处黄金口岸，十多间商业门面，一幢新建宿舍，只有几十名职工，退休人员不到10人。人员少、负担轻，便于管理。如果我同意去，立刻就能从英模路的破旧瓦房搬进一套刚建成的配有卫生间、厨房的职工宿舍，而且工资待遇和福利也会提升一大截；而饮食服务公司是个严重亏损的企业，加上我在房管所时与饮食服务公司基层门店的一些负责人矛盾重重。甚至有一次我和饮食服务公司总店的一名负责人发生争执。他指着我的鼻子骂：看你这个“马半城”还当得多久，你总有“背时”的时候……而今我确实“背时”了，我曾经“伤害”过的“冤家”们会饥笑我，“倒了霉”才跑到他们这儿来混饭吃……如果我选择去饮食服务公司，以后工作上将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思来想去，我最终决定去饮食服务公司。先到基层门市部，从底层做起。我找到商业局代启龙局长，对他诚恳地说：“我经历了新建三幢楼房的艰辛和打击。城建局又‘冷冻’了我一年多，如今己今四十三岁了。参加工作以来，我总是在‘风洞’里穿行，现在只想有个单位能接收我，我也好反思一下自己。这么多年几起几落，我错在那里？也许是争强好胜，强出头害了我吧。现在我到饮食服务公司，要求不要任命我，我先去基层，今后看我表现再说。”代局长听了我的意见高兴的笑了，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只要你决定到饮食公司工作，你的要求我都同意。你先去基层门市部去工作吧。”

回到房管所，我把要到饮食公司华兴街门市部工作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同志们听后都沉默不语。华明英实在憋不住，非常难过地说道：“还是请商业局安排去一个好一点的饮食门店吧。”我笑笑说：“没关系的，在哪儿不是干革命呐！慢慢就会好起来的，大家不要为我担心。”我要调到饮食服务公司华兴街门市部工作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城建局。一天，有位城建局的女同事在街上遇见我，安慰我说：“当服务员这是革命的分工嘛，总比在城建局受气好。”英模路小院内的老邻居谭桂贞也开玩笑地对我说：“马先生这下你好了，你都可以每天带个大茶盅，端些好吃的回来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我到城建局找到那位排挤我的局长，提交了请调报告。他长舒了一口气说道：“我同意你的要求，明天上午你到办公室来开介绍信去县委组织部。”

第二天上午，我拿着介绍信到了县委组织部。他们马上将我的介绍信批复后转给了商业局。我高兴地见到了代局长，按我们两人事前的约定，他把我带到雅安饮食服务公司华兴街门市部，向门市部所有职工宣布了我去门市工作的决定。适逢雅安农历三月初三的“坝坝会”，于是，我正式“亮相”了。在那段时间里，我冷静地思考了很多，而我的命运也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发生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