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女童被兜头泼开水，一句“恶作剧”太轻飘飘 | 新京报快评

近日，广东韶关乳源瑶族自治县一名6岁女童在学校被一名六年级男生兜头泼开水，女童面部、胸口、大腿烫伤严重，医院诊断为二度烫伤，事件引发关注。10月13日上午，据当地媒体报道，教育局和涉事学校相关负责人回应称，系“恶作剧”，不存在故意。这在受伤女童父亲丘先生看来是极其不负责的表现，他向记者表示，10月12日晚10点左右，警方曾告知自己家属，对方行为属于故意。

6岁女童在学校被烫伤，学校责任不容回避。据悉，对于该事件是意外还是故意伤害，当地派出所正在调查当中。然而在公安机关尚未得出结论的情况下，当地教育局以及涉事学校相关负责人却早早将事件定性为“恶作剧”，显然不合适。

涉事学校与当地教育局将饮水机水温异常归结为原因之一。但此事更为关键的是，高年级学生将水泼在低年级女生头上的行为性质已属恶劣。

2017年，教育部等11部门印发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中首次明确了“学生欺凌”的定义，“中小学生欺凌是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将该定义上升到法律层面。2021年教育部出台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第二十一条更是明确了几种具体的欺凌行为。

以该定义来看，认定欺凌既需要客观上实施欺凌行为，主观上也要有欺凌的故意。但主观意愿是行为人内心意识活动，具有抽象性和非具体性，对于“主观故意”的认定依然需要通过行为人外显的客观行为来进行。

“恶作剧”是捉弄耍笑、使人难堪的行为，其行为表现与“欺凌行为”并不一致。将水泼在一个人头上，不管水温高低，这事并不搞笑，更何况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人身伤害，更不应该在公安机关调查清楚之前，就将之排除在“欺凌”之外。

明明应该客观中立处理事件的学校以及当地教育部门，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否定欺凌的存在？原因或许在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校园反欺凌机制的设计上。

根据相关规定，学生欺凌事件的处置以学校为主。学校在处理学生欺凌事件上有很大的主动性。《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明确，学校接到学生欺凌的报告，应当立即开展调查，认为可能构成欺凌的，应当及时提交学生欺凌治理组织认定和处置。

也就是说，是否构成欺凌要经过两道程序，一是学校认为可能构成欺凌，二是学生欺凌治理组织认定。如果学校认为不构成欺凌，自然不会提交欺凌治理组织认定和处置了。

《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规定，本区域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情况属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年度考评、校长学期和学年考评的内容，并且对职责落实不到位、学生欺凌问题突出的地区和单位通过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实施一票否决权制等方式进行综治领导责任追究。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对学生欺凌治理进行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是学生欺凌综合治理的牵头单位，而学校则负责具体实施和落实学生欺凌防治工作，“校长是学校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的第一责任人”。因而根据各种防范学校欺凌政策文件的规定，两者在学生欺凌事件上都具有一定的行政上任务，一旦没有履行好职责，很可能需要承担责任。

因而，不少学生欺凌事件中，相较于家长以及舆论的非议，学校及教育部门更倾向于否认“欺凌”的定性。

学校是防范学生欺凌的第一线，但是由于个别学校及教育部门怕担责，不愿意承认存在欺凌行为，这对于被伤害的学生而言，无疑是二次伤害。而学校以及教育部门为加害者开脱的行为，不仅不利于学校欺凌的防范，更可能会鼓励欺凌行为变本加厉。

要解决这样的机制问题，就需要将欺凌行为在认定程序上减少学校的参与。至少，在此次事件中，究竟是意外还是故意伤害，都应由公安机关通过调查来判断。学校和当地教育部门如此急着将事件定性为“恶作剧”，恰恰暴露了其怕担责的心思，也并不能减轻其应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