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央为已去世3年的张闻天补办追悼会，陈云却突然反悔：我不致悼词

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了批评，此后尽管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已看不到中央的文件，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实际上已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不久以后，张闻天被批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担任特别研究员。

如果仅仅如此，那么学者出身的张闻天，仍有可能在他所熟悉和热爱的经济研究领域一展身手，但1966年“运动”爆发后，厄运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1968年5月，张闻天和妻子刘英被宣布实行“监护”，他们开始了长达523天的监禁生活。刘英后来回忆说：

我们两人分别关在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屋子里。门窗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门上挖了一个小方洞，警卫日夜窥望监视。屋里只有一张木床、一个木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审讯处贴满对敌斗争的语录，有几个军人对我们轮流审讯，反复逼供。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间小屋，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

1969年10月，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为防备苏联向我国发动突然袭击，张闻天夫妇被解除“监护”，遣送到广东肇庆。上级要求张闻天到肇庆后另取化名，张闻天便对刘英说：“既然我们是普通劳动者了，我就叫‘张普’吧！”从此以后，张闻天一直使用“张普”这个名字，直到逝世。

张闻天被疏散到肇庆后，对当时的政局仍然十分关注。“九˙一三”事件后，张闻天开始思考：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肌体上，会产生林彪集团这样的毒瘤？为什么个人迷信在中国会得到如此的膨胀？他开始拿起笔，在受到“监管”的情况下，先后写下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等有分量的文章。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他力所能及地解放了一批老干部，这让张闻天看到了希望。1972年4月，张闻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汇报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情况，还提出了两点请求：一是早日在政治上、组织上解决问题；二是希望能回到北京，在党的领导下做些自己能胜任的工作。

这年6月，中央决定恢复张闻天和刘英的工资待遇，但对他申请回京的要求未予答复。

1974年初，张闻天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能回到北京安度晚年，他在信中说：

我已经是74岁的老人了，身体不大好，思想和行动很迟缓，眼睛的白内障大有发展，阅读文件和书报日益困难，因此，我想在我不能走动或变成瞎子之前，看看我所热爱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新面貌。至于旅途中的费用，都可用我们的存款来支付，不用另外花公家的钱。

但遗憾的是，中央对张闻天的请求仍然未予答复。

张闻天被遣送到肇庆时，已是69岁高龄，他不仅年老体弱，还患有严重的冠心病，每到冬季就会感冒发烧。1975年1月，肇庆市委为张闻天的住处安装了一个取暖的电炉。电炉装好以后，张闻天提出由他自己支付安装费和电费，但市委的负责同志却拒绝说：“为您老安装一个取暖电炉是应该的，费用也不多，就由公家报销算了。”

张闻天却不同意，他在第二天专门给肇庆市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请你们把这次安装的全部用款告诉我们，由我们支付，今后每月应交电费也请及时通知，以便按时交纳。我们这一请求，务请批准为幸。

肇庆市委收到信后，仍未同意。张闻天便在一次党小组生活会上，再次郑重其事地提出了要交款的要求。与张闻天一起过组织生活的那位市委负责同志非常感动，终于接受了他交款的请求。

1975年4月，张闻天再次给中央写信，称如果不能回到北京，那去苏州或无锡也行。不久以后，中央同意张闻天迁居无锡。刘英后来回忆说：“离开肇庆安居无锡，这实际上是上面的唯一安排，也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1975年8月，张闻天夫妇来到无锡定居。1976年1月9日，张闻天在收听广播时，听到了周恩来去世的噩耗，他的心情十分沉重，病情更加严重了。

1976年清明节前后，群众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活动达到高潮，当张闻天从电视上看到“天安门事件”的新闻时，他的心绞痛突然复发。此后张闻天的心绞痛和肺水肿不断发作，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使用氧气。4月底的一天，张闻天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对刘英说：

我不行了……别的倒没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

197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纪念日，这天下午4点45分，张闻天的心脏病猝发，当场昏倒在警卫员身上，在场的医护人员全力进行抢救，均告无效。下午7点30分，张闻天不幸去世，享年76岁。

张闻天去世后，刘英按照他生前的遗愿，把他的4万元存款全部交给了党组织，替他交了最后一次党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为张闻天平反。1979年，中央决定为张闻天补开追悼会，当时陈云正在杭州休息，胡耀邦给他打电话说：“张闻天同志的追悼会是由您主持，还是由您致悼词？”

陈云说：

我主持也行，致悼词也行，但你要推迟一点，等我回北京。张闻天同志的追悼会，我一定要参加！

但陈云回到北京后，却突然“反悔”了，他认为自己致悼词不合适，应该由邓小平来致悼词。因为当时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党内的地位比陈云要高，陈云这么做，充分显示了自己对张闻天的尊重。

1979年8月25日，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张闻天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了张闻天一生的功绩，并庄严宣布中央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