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也要在经济上为寻亲者撑腰|九派时评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自2024年9月27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聚焦民法典施行后，社会广泛关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亟须解决的争议问题，明晰责任，定分止争。

在诸多内容中，明确支持赔偿监护人寻亲的合理费用，成为引发公众关注的亮点。

监护人寻亲，说白了，就是相关亲属寻找被人贩子拐卖的亲人。这个过程既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也有默然无声的剧情，而无法绕过的是，寻亲支出作为既隐性又直接的经济成本，对寻亲者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对寻亲者而言，出外找人的路费或生活费是骨感而真实的。正如有关方面所言，近年来，拐卖、拐骗儿童及智障妇女的行为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这些犯罪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儿童的人身权益，也给受害者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何况，寻亲往往与工作相矛盾，取舍之间也带来了各种常人多想象不到的波折和颠沛。去年，寻子妈妈唐蔚华曾向媒体表示，儿子被雇佣工人拐带至今下落不明，寻子近24年，“现在这个家空空荡荡的”。这样的痛苦表达，刺痛人心。

当然，那种在寻亲过程中获得“致富”机会的案例确实有，例如去年找到二儿子的河北省邢台人解克锋，便被媒体称为亿万富翁。但是，这样的例子毕竟稀少。更多的人是在同时忍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中坚持寻亲的。而这个过程往往历时久远，解克锋也足足寻子25年。

过往，惊人的寻亲支出，多由相关个体承担，少数则受到亲友或社会支援。但不论如何，寻亲费用几乎全由寻亲者负责的现状，是不合情理的。因为人们为寻亲而付出惨烈的代价甚至倾家荡产，完全是由人贩子所造成的，可谓无妄之灾。这笔钱不让人贩子掏，让谁掏？

但是，由于缺乏更为明确的法律条文的支持，围绕寻亲费用问题展开的诉求，实现起来很难。2023年6月，“手绘地图寻亲者”李景伟被拐案在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法院一审宣判。两被告获刑，各赔偿5万。该案于去年12月14日开庭，未当庭宣判，李景伟向两名嫌疑人提出索赔708万。与708万相比，5万元实在显得微小，完全不足以支撑33年的寻亲费用。社会关注度很高的孙卓被拐案亦有类似情形，孙卓父亲孙海洋向拐走儿子的犯罪嫌疑人吴某龙提出580万元民事赔偿款。但一审判决，人贩子仅需赔偿两个家庭42万元。孙海洋直言，“14年内寻找孩子的费用远远高于42万元”，击中公众痛点。

令人欣慰的是，此次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监护人请求赔偿为恢复监护状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等财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就为寻亲者弥补损失，打开了一个明亮的窗口，也依法建立起规范的索赔路径。这对寻亲者是一大安慰，对人贩子则意味着惩治力度、震慑力度的加大。

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不仅要在“问刑”层面发力，做到刑罚相当，也要在经济赔偿环节消除模糊地带，为寻亲者撑腰。值得一提的是，前述两案提醒我们，在明确寻亲者可以索赔的情况下，还需要进一步围绕索赔标准加以明确，尽力避免索赔数额和判赔数额相差悬殊的情形发生。

无疑，有了索赔的法理保障，就能为寻亲者内心注入信心和力量。在寻亲成本高昂造成沉重的家庭负担，乃至可能让一些人畏难的现实中，这一点，再重要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