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新型恐怖主义袭击会加剧仇恨和报复 | 封面深镜

当地时间9月20日夜间，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确认其高级领导人易卜拉欣·阿基勒在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中死亡。

此前17日和18日，黎巴嫩多地接连发生通信设备爆炸事件，造成37人死亡、2931人受伤。根据初步调查，黎当局发现爆炸的通信设备在抵达该国之前就已被植入了炸药，并通过向这些设备发送电子信息来引爆。

9月18日，黎巴嫩巴勒贝克，被通信设备爆炸损坏的汽车。图源：新华社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罕见发表讲话，认为以色列发动的袭击是“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对真主党造成“沉重的打击”。而就在其视频讲话发表的同时，以色列军机再次低空飞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并两次突破音障。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宣称，以色列已开启与黎巴嫩真主党作战的“新阶段”。

9月19日，黎巴嫩贝鲁特，人们收看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发表电视讲话。图源：新华社

这次袭击暴露了哪些安全问题？袭击是否会影响黎巴嫩真主党内部的运转？真主党会如何报复？巴以冲突的紧张局势会否不断升级？封面新闻特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伊朗研究中心主任李福泉教授进行解读。

不亚于“9·11”的新型恐怖主义

封面新闻：黎巴嫩此次通讯设备爆炸系列事件暴露出的主要安全问题是什么？如果将之看作以色列影子战争的一部分，为什么会选择攻击通信系统，且在技术含量较低的通讯设备上完成一个相对长期的军事布局？

李福泉：黎巴嫩此次通讯设备爆炸事件暴露出了真主党在情报能力、反渗透能力以及技术鉴别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真主党显然没有预料到，以色列会通过电子设备如传呼机和对讲机，来发动一场近乎无差别的袭击。事实上，这种通过民用电子设备进行的大规模攻击，不仅突破了常识，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形态恐怖主义袭击。这种袭击形式超出了世界各国和相关组织的预想，因此，这次事件首先反映的不是真主党自身存在多种疏漏，而是以色列采取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新型打击方式。对于我们而言，震惊的不是以色列的情报和行动能力，而是以色列如此大规模地突破底线。

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真主党成立。以色列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攻击其通信系统，是因为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通信设备已经变得普及，真主党内部的情报通信都高度依赖这些设备，而以色列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自去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以色列曾多次强调要“让北部疏散居民安全回家”，即以军正在重新分配作战资源，将部队向北方转移。通过攻击通信设备，以色列不仅可以在不直接面对真主党成员的情况下获取信息，甚至可以直接将这些设备武器化。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在于对其成员造成直接的严重杀伤，更重要的目的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士气，造成内部恐慌，属于心理战的一种。

真主党选择使用技术含量较低的传呼机和对讲机，是因为传呼机是单向传输的，无法向外发送信息，从而确保了相对的安全性，避免被监听和跟踪。但正是这些设备的供应链上出现了巨大的纰漏，使以色列得以植入炸药，最终造成了这次严重的后果。

封面新闻：接连两波爆炸间隔时间仅一天，袭击的对象还波及到了普通平民。黎巴嫩驻联合国大使指出爆炸事件实质上是“战争罪”，如何评价这种说法？

李福泉：将这一系列爆炸事件定性为“战争罪”和国家恐怖主义，应该说在世界许多国家和民众的判断中，是有共鸣的。

以色列的这次袭击，在技术和策划能力方面表现得似乎很成功，或许能让以色列国内外许多人对以色列的军事能力产生一种肯定。但另一方面，它在国际社会引发了更多国家和民众对以色列杀戮平民的反对和谴责。也就是说，以色列的袭击在策略上和技术上是成功的，但在战略是失败的。以色列在不断破坏世界范围内对其国家和犹太人群体的同情，使之从二战时的被迫害者和被大屠杀的对象，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加害者。这种角色变化，对以色列国家的发展和世界犹太人的处境是一个巨大的伤害。以色列和犹太人正在世界范围内丧失越来越多人的好感。

长远来看，在世界恐怖主义史上，这次袭击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可能不亚于“9·11”事件。民用商品的武器化，是这起事件的本质。我们从未想过日常的民用电子产品会成为袭击工具，这次事件对全球电子产品供应链提出了巨大的安全挑战，也可能极大地增加全球的安全成本。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就此不可逆地具有了新的含义。

仇恨会让黎巴嫩真主党加强抵抗态势

封面新闻：真主党的行动常被描述为“抵抗”，而这一系列爆炸事件后，真主党誓言要进行报复。今年七月，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遇刺后，伊朗也誓言报复。如何区分“抵抗”与“报复”在中东冲突中的指向和含义？

李福泉：黎巴嫩真主党建立之初就是一个秘密的、以直接反抗和打击以色列侵略军为目标的军事抵抗组织。整个中东范围之内，以伊朗为核心的“抵抗轴心”，包括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胡赛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中，存在恐怖叙事与抵抗叙事的对抗。 “抵抗”是针对整体战略的角度而言，“报复”则是针对是具体的行动。针对这次以色列的袭击事件，真主党宣称要报复，这是宏观整体战略和具体事件的策略之间的关系。

以色列的系列袭击造成的对平民无差别杀伤，必然引发更多的仇恨。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之所以长久不衰，之所以能坚持不懈地抵抗以色列，就是因为以色列一方在不断地制造仇恨。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代表了大量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尤其是什叶派，对以色列的仇恨。去年10月7日哈马斯的袭击是巴勒斯坦人数十年来对以色列集聚的仇恨的集中表达。因此，这两个组织的存在以及它们与以色列的对抗具有很强的民意基础。

封面新闻：真主党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目标从效仿伊朗的政教合一国家转变为参与黎巴嫩的复杂政治结构。考虑到真主党在政治和宗教认同中的作用，以及在年轻人中得到的支持，长远来看，此次袭击事件会对真主党的社会基础产生何种影响？

李福泉：黎巴嫩是一个教派构成非常复杂的国家，宪法承认的教派总共有18个，什叶派是目前人数最多的一个教派。此外，黎巴嫩国内的政治派别也非常复杂。这次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发生后，黎巴嫩国内可能会出现一种声音，即现在遭受的恐慌和危险，是真主党执意对抗以色列的恶果。也就是说，黎巴嫩真主党在国内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压力，什叶派与其他派别和政治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加剧，而这也正是以色列希望达成的目标。

但另一方面，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黎巴嫩国内的什叶派会更加支持真主党，真主党的凝聚力不会遭到根本性的破坏。黎巴嫩真主党1982年后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具有了三重身份：反以抵抗组织、合法主流政党和社会福利组织。真主党坚决抗以，正是什叶派反以情绪的反映。对于普遍仇恨以色列的黎巴嫩什叶派来说，支持真主党是现实和情感的双重需要。

重启“两国方案”，前景悲观

封面新闻：目前，国际社会密切关注中东局势，但反应偏向克制，例如联合国在19日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在12个月内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日前表示，军事行动可能成为唯一选择。面对缺乏具体行动的国际社会，当前外交斡旋手段能否对冲突的解决产生作用？

李福泉：应当说，没有实质性帮助。在以色列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没有哪一个联合国的决议对其产生了实质性的约束。事实已经无数次证明，存在一种赤裸裸的“以色列例外论”。任何的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对以色列是无效的，以色列可以频频行使国家恐怖主义而不会遭到制裁和惩罚。“以色列例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奉行人权的双重标准，对巴勒斯坦人进行道义忽视，甚至是以各种援助对以色列国家恐怖主义形成实质性支持。

以色列自以为享有显著的力量优势，是高度迷信武力的国家，往往忽视外交因素的重要性，这也让以色列处于更危险和被孤立的国际处境。新一轮巴以冲突开启已接近一年，可以看到以色列擅长的闪电战变成了消耗战，其军事优势也不再像以往那么明显。以色列追求绝对安全，既是一种迷信，也是无法突破的魔咒。只要以色列还占领着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它就不可能享有绝对的安全。

实际上，以色列国内也有相当的民众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以色列是一个高度多元的国家，各方政治利益、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也千头万绪，以色列始终面临着对国内民众有效整合的艰巨任务。就当前而言，以色列国家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恐怕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源于内部。

封面新闻：今年5月发布的《中法关于中东局势的联合声明》强调，应以决定性、不可逆方式重启政治进程，具体落实“两国方案”。“两国方案”在当下重启并获得实现的可能性如何？

李福泉：“两国方案”具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181号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1988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宣布建立首都为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国。新一轮巴以冲突后，挪威、西班牙和爱尔兰等欧洲国家也开始承认巴勒斯坦国。至今，作为国家的巴勒斯坦获得了146个国家的承认。

但即便如此，目前的巴勒斯坦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它缺乏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和能力。举一个例子，2019年，我们前往约旦河西岸进行考察，乘坐飞机抵达特拉维夫机场时，拿的是以色列签证。实际上，没有以色列的允许，任何人也无法进入约旦河西岸。

在现实中，两国方案的完全实现目前严重缺乏相应的条件，以色列一方绝对不允许巴勒斯坦具有我们所认为的国家主权和能力。对于巴以问题的解决，我持非常悲观的态度。通常我们认为，由于面临耶路撒冷归属、定居点和难民等多个难题，巴以冲突难以化解。

目前来看，在美国鼎力支持以色列的背景下，巴以力量对比的极度失衡才是巴以冲突难以化解的根本原因。在国际社会无法有效制约以色列的条件下，彼此极度仇恨的巴以是绝对不可能通过谈判根本化解双方矛盾的。巴以冲突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但根本而言，其解决必须回归到实力逻辑上。从长远来看，美国的衰落必定是巴以问题解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大前提。